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 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 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 >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 >政治教化 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 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新时期以来卞之琳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学界对于卞之琳的研究打破了往年因政治因素而遭受忽视的局面,在平稳中有所发展。这些成果包括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其中以诗歌创作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主要集中在具体文本、早期诗歌、新诗诗艺和影响研究方面。关于卞之琳其他文体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诸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还有待挖掘。     

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艺术的沉潜——谈黄金期之前的卞之琳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简单地将1935年之后卞之琳诗歌划为"现代"时期是草率的,简单地将"新月"终结在1933年也是欠妥当的。就1930—1934年的卞之琳诗歌而言,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能对"新月"和"现代"进行简单断代。也许简单的划分有利于增加研究的明晰度,甚至简化研究难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更为复杂的需要辨析的诗歌特质。而这些诗歌特质正好是研究卞之琳创作嬗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新月"和"现代"几乎是同时滥觞的,而且同时获得发展,并在相互渗透中逐步融为一体。而卞之琳正是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了艺术的积累与沉潜,为1935年的全面辉煌做好了准备。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事实上,卞之琳对瓦雷里的译介是其接受瓦雷里影响的重要途径。结合二者具体作品,从诗思（＂结晶＂态度、智性品格、元诗意识）以及诗艺（＂意象群＂的重叠、格律诗体的运用、对诗艺的重视）两大方面对卞之琳诗歌创作受到的来自瓦雷里的影响作出了探讨,可将卞之琳对瓦雷里的继承与发展作出较为全面的阐发。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唐兀人余阙的生平和作品

有元一代闻名干史的“唐兀”人,当数官至淮南行省左丞的余阙。通过收集史料,对其生平、仕履、作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从而为读者提供相关翔实的片断。还需指出：余阙死后,追挽、凭吊的士子络绎不绝,新朝的皇帝还将之列入“春、秋”的祭祀。而从其于经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元代西方移民居中原后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卞之琳诗歌的隐蔽结构与对西方“晦涩”诗风的过滤

卞之琳诗歌在评论界素以"晦涩"著称。一般认为这是他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缘故。通过分析其诗歌的隐蔽结构,认为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中也有疏离、拒斥与创新。这也正是卞之琳诗风"化欧"而非"欧化"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