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市北兴镇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文章阐述了北兴镇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及土地利用现状、特点；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协调各类土地利用，并作出规划和土地资源分区开发利用。     

论WTO框架下的云南边境贸易

作者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边境贸易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论述了“超越边境贸易的发展”这一新概念，概括了新世纪新阶段云南边贸发展的新特点，指出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在WTO法律、规则、原则框架下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及其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陕甘宁边区法官队伍建设

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的13年间,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十分重视法官队伍建设,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作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道德素质建设方面,注重培养法官“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业务素质建设方面,重视法官培训工作,注重法官业务学习,积极开展司法检讨活动。这在当今我国法官队伍数量庞大,但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在职业伦理与职业操守亟待培养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双面效应”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奋发图强的精神始终鞭策、鼓励着我们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但大生产运动本身给当地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认真总结。好的精神，我们应该继承，但过分地崇拜精神、迷信精神，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尤其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尽相符合的做法，恐怕也是不可取的。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坚决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因地制宜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使边区政府辖区内土改工作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由于政策明确 ,办法具体 ,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展 ,最终起到了动员群众、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目的。     

惠士奇“罚修镇江城”考论

惠士奇“罚修镇江城”一事,传文记载甚略。今据相关史料稽考此事来龙去脉,并通过士奇广东学政任内政绩的再考核,驳斥雍正对士奇的不实评价,再将此事置于雍正初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雍正治国用人策略下,蠡测雍正“龙颜大怒”之缘由。“罚修镇江城”为惠门一大厄,对乾嘉汉学吴派的形成产生间接影响。     

多元文化下的独特书写——从接受美学看《边城》的艺术魅力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主要从欣赏主体对欣赏对象的接受过程来矾究文学作品,通过读者的审美参与来判断作品的艺术价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边城>以丰富的审美内涵契合了读者的补偿心理、猎奇心理和怀旧心理,同时,又不断地打破和超越读者的审美期待,实现了文学的陌生化原则,从而给读者以巨大的审美享受.     

杨应琚西北治边述略

杨应琚在雍正、乾隆朝两任西宁道、陕甘总督,他在西北为官期间正值清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及处理善后事宜。任职期间,他调整了西宁府、安西和新疆东部的军政建置及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并在西宁地区、肃州、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组织屯田,大力发展边疆文化教育和其他利民措施。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发展,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基于城乡统筹的中心镇与新农村协调发展研究

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节点。新农村是承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有力补充。中心镇和新农村分别作为现阶段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的“两极”,两者协调发展对促进城乡一体化,意义重大。基于此,对中心镇与新农村协调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中心镇与新农村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性建议。     

论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

徐旭生先生在研究分析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于1959年夏天亲赴豫西4县作"夏墟"的考古调查.第一个目标是颍川阳城,即登封告成镇.结果在镇西南约1公里处发现了八方遗址,内涵有仰韶、龙山和洛阳东干沟遗址类型的文化遗物.调查的初步报告公布以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注意.从1977年开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八方遗址(即现在的王城岗遗址)作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又在镇的东北部调查并试掘了一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阳城".发现在战国陶豆上戳印有"阳城仓器"的文字,为告成即禹都阳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并进而从各相关方面作出论证,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即今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不在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