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叙事：高云览《小城春秋》的地域特色

高云览《小城春秋》受读者喜爱的原因在于作者采取一种带有厦门味的＂小城书写＂方式,关注小城厦门的地域文化传统,主张向民间文化学习,并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但是,当小城文化传统成为革命者新思想的阻力时,作者又采取了一种批判态度,体现其除旧布新的思想文化改造倾向。     

主要中央商务区管治模式对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的启示

以金融保险、商务办公和专业服务等为核心内涵的成熟中央商务区（CBD）的管理都融入了＂管治＂理念,即一套组织机构和行为主体以公益为基础、以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方式,形成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发展决策机制和社会管理方式。由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各自发展历程和结构、功能的差异,产生了伦敦＂金融城自治式＂、华尔街＂金融精英创新式＂、东京＂大.丸.有＂金融商务区＂组织共治式＂以及北京金融街和上海陆家嘴城市政府主导的＂公司经营式＂等管治模式。广州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应引入＂管治＂理念,采取广州市政府主导的＂平台式＂管治模式,明确珠江新城CBD管治区域范围,设立珠江新城CBD统一信息发布平台,以满足区内日益全球化、高端化商务活动发展需求。     

论《边城》和《长河》的思想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和《长河》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观念,改变了新文学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题材的"由启蒙到革命"的狭窄性,把文学创作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由启蒙到民间"的新天地。文章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以说明沈从文对文学史的艺术贡献。     

论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与妇女地位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进入边区,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边区政府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尤其是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自由、文明、平等的婚姻观念逐步为边区人民所接受,人们摈弃了旧式的封建婚姻习俗,建立了新的、平等的男女婚姻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风俗的改变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代性、反现代性与《边城》中的金钱意象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金钱、货币、与金钱有关的事件以及围绕金钱所展开的商业活动被刻意地反复书写,体现了沈从文从金钱视角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从而使得与金钱有关的主题成为《边城》中的核心主题。沈从文意识到资本抽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诗性关联,导致人、自然、世界的祛魅和空间的均质化。而通过有意识地将金钱从一种等价交换的抽象物还原为一种象征交换的礼物,以及对由资本所带来的同质性空间相反的异质空间的书写,沈从文表明了他对建立在资本原则上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立场。     

《边城》的传奇叙事——兼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中国经验”

传奇是中国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模式与传统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生成、发展的最重要的"中国经验"之一,本文即试图据此阐明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边城》是一个传奇;二是《边城》作为传奇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什么;三是《边城》传奇叙事的生成背景与动因,以及其中传奇叙事传统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小说叙事以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苏浙边界的水利纠纷与政府运作——以20世纪50-60年代吴江县联圩引起的省际纠纷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联圩并圩,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当地水系结构的改变致使浙江来水下泄不畅,洪涝威胁加重,同时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严重影响,从而引起苏浙边界的水利矛盾和纠纷。为解决纠纷,苏浙两省行政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展开充分的调研与协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水利纠纷的产生及解决过程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村财收入管理中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基于福州琅岐周边村庄的实证研究

基于"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的理念,选取福州琅岐镇为典型案例,采用随机抽样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村级财务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有利于村级财务管理完善及优化的对策建议,为基层财务管理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动力支持和发展平台。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与农资连锁经营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农资连锁经营是繁荣农村市场,便民、利民的主要途径之一。从河南农资连锁企业的现状出发,提出提升农资连锁企业竞争力的十一个管理模块,供农资企业参考。     

广西小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研究

当前,广西的城镇化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土地利用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与人多地少的现实构成了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特殊矛盾。为促进广西小城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规划小城镇;完善土地市场制度,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强化土地管理,严格贯彻土地法规,并合理利用土地价格杠杆调节土地供需;加强宣传教育,使可持续发展观深入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