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代际伦理观探析

鲁迅小说对代际伦理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在展现＂长者本位＂观对＂人之子＂残忍的戕害和压榨的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对宗法精神的眷恋与维护。＂逆子＂的出场导致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父＂意识的开启。鲁迅立足于＂以幼为本＂的观念,既肯定幼者的自然天性,同时对其身上的根性进行了启蒙审视,体现了一种现代品质的、崭新的伦理观。     

江枫和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翻译

著名诗歌翻译家江枫1981年在《诗刊》杂志上发表的5首艾米莉·狄金森译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狄金森汉译文,他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江枫的译本忠实可靠,与其它译者翻译的狄金森诗歌汉译本相比,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对在中国普及狄金森诗歌的贡献也最大。     

音“清”为美——陆机音乐美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二

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存在尚＂清＂倾向。这种音＂清＂为美思想的产生,主要受音乐审美的历史传统与魏晋文人尚＂清＂的时代风尚的影响。音乐之＂清＂的美学蕴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音色的清亮,情感的清悲,品格的清雅,意境的清真。     

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下)——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苦闷的精神标记——鲁迅辑校古籍、抄古碑原因新探

在鲁迅于民国后经历的近8年"S会馆"的孤寂生活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着辑校古籍、抄古碑的工作.关于"抄碑的目的",周作人等曾做出过解释,认为是政治原因.笔者认为鲁迅的抄碑、辑校古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精神苦闷却是主要的心理动因.同时,鲁迅还有自己的追寻,正是这一时期的潜思默想,鲁迅最终从魏晋汲取养料,取得了与五四文学内在的精神联系.     

鹅湖之会与稼轩词派

辛弃疾、陈亮二人的鹅湖之会是辛、陈交往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会面中,辛、陈二人以词相互酬答,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更在实际的意义上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     

历史名人人格心理计量研究初探——以鲁迅为个案

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鲁迅为个案,通过引入人格量表评定,把量化指标与个案材料相结合,以此克服传统个案研究重描述、偏主观、以质性分析为主的不足之处,力求较为科学、客观、量化地勾勒出鲁迅的人格面貌。研究中运用的人格计量工具主要为根据经典人格理论编制的“心志图”、EPQ量表、MBTI量表。评定人员分为心理学专业人士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两组。然后把评定结果与搜集的其他LOTS资料相印证,从而全面描绘鲁迅的人格心理特征。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