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荣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荣辱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吸取三家荣辱观的精华，对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儒、道、禅闲适思想探微

儒家以"仁"为核心,"进"、"止"相生,其所蕴涵的是一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闲;道家以"道"为本,求"逍遥游"之乐,在观照自然中拾得一份难得的恬静与从容;禅宗看"空"万物,随缘人生,于平淡随意的生活中收获一份任性自由的闲适之美.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站在神的一边 --略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及其特征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阶段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大体一致,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主要包括石雕、木雕、铜雕和泥塑等类型,包括摩崖石刻、玛尼石刻、建筑装饰木雕、印刷模具木雕、封经板木雕、大型泥塑和擦擦等.中国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体现了藏族文化鲜明的宗教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观念.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论船山对佛教的美学批判

晚明时期,佛教与心学合流,在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都造成了"重内轻外"的内转局面,轻视奔腾不息的现实生活自身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当时以正统儒者自居的王船山为了维护正统儒家的理念,对佛教展开了激烈的哲学与美学批判。作为这种批判的成果,船山指出,人类对美的事物的热爱是道的体现,人们只有从实际生活出发,不断地发掘美、创造美,才能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获得真正的幸福。     

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

普陀山南海观音源自古印度南滨海,经由斯里兰卡等南海诸国传入.南海观音在民间被普遍视为"慈航普渡"、"救苦救难"的海上保护神,其形成与航海关系密切.由于普陀山具备了对外交流的地域与人文优势,故南海观音在魏晋之际已有流布迹象,并于南朝萧梁时期成形.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民间道教新房中术的产生

学术界普遍认为黄赤之道形成于东汉末年,始作俑者为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陵.本文在分析时代背景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认为黄赤之道是两晋时期天师道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