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水书易文化之记忆与思考

水书即是易,是华夏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水书,水书易被当成鬼书禁书等来损毁它禁绝它,历史的加减乘除的结果,水书、水书易无可奈何地濒临自然灭绝、自然消亡的状态。史籍称:华夏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臧’,三曰‘周易’,水书易是否就是所谓的"连山易",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水书易命名名正言顺恰如其分。水书易的名称具有特异性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同时还具有通用性。水书易的发现是贵州引以为傲的惊天大喜事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水书易名称正日益被广泛使用着,不但能够代表贵州的声音,同时还可树立贵州的形象,突显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优势和特色。水书易完全可以作为贵州易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     

读书明志与德性教育路径的探讨--大学教学督导助力学生成才的第二职能

大学教学督导古之就有。这一制度不仅给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助力和推力，同时也已经织入整个教育教学管理体系之中，成为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督导，作为高校智能高、学问深、经验丰的一支优秀团队，除具有督导课堂内外教学工作职能外，还应具有督促、指导学生读书成才的第二职能，以此发挥教学督导的更大潜能和作用。     

数字化趋势下的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

当代科学的数字化趋势给古籍整理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汉古籍文献数字化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将如何面对数字化,数字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题,是每个回族古籍整理研究者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本文提出并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对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视和探索。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

锡伯族族源、族称 ,历来为各民族学者与史家所重视 ,观点也不相异同。本文从地名信息的活化石角度探讨了锡伯族名称的语源。认为锡伯族称其语源即蒙古语之“锡窝尔” ,其语义亦即“森林”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科学辨识蔡伦造纸术之历史真实--以《中国造纸史》为对象讨论

《中国造纸史》一书,对晋代以后的造纸史、技术以及造纸术传播国外的情况,显得比较权威,但对涉及造纸的考古论断依据不足,认为西汉初已经有“造纸基地”、东汉初中州各地又成为“造纸中心”,凭主观臆想否决蔡伦的发明史实。该书对古代典籍的一些释读以及祭祀蔡伦习俗,也缺乏文史研究和田野考察。深入发掘、辨析典籍、各类文献、工具书与考古实物,考察蔡伦家乡祭祀习俗、南岭生态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是揭开和还原历史真相的科学途径。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史录、评价,不应轻率修改。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焚书坑儒研究总结与问题前瞻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对焚书坑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方法丰富,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学术争鸣与商榷颇多。但同时也存在着创新性欠缺、重复研究以及学术不严谨、主观主义色彩浓厚的现象。今后的研究,应当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研究的视野、方法一定程度地运用到“焚书坑儒”的研究上来,并注意“焚书坑儒”的举措与秦帝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