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

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长期以来被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予以肯定。本文通过对曹文中“文章”、“不朽”等概念的语义分析 ,指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汉人一脉相承 ,主要重视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 ,并无与今人类似的纯文学观念 ,因而也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当然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对于强化文章价值理论和文章体式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促进传统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

脂本、脂评是新红学的命根。胡适将脂砚斋与《红楼梦》作者画等号,周汝昌指为曹雪芹的续弦妻,书中的史湘云。根据脂评深入探考芹、脂关系,应该指出脂砚对《红楼梦》不甚了了,是非好恶亦不同于曹雪芹;他干扰雪芹的创作并窜改《红楼梦》原稿;在评本中故意隐去原作者,凸显自己,企图将自己定位为“红楼梦的主人”。本文反对佞脂,但也反对妖魔化、虚无化脂砚斋。脂砚欣赏曹雪芹,供养他写小说,并保存《红楼梦》大部分原稿,在红学史上应有其地位。     

18世纪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曹雪芹和《红楼梦》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间一向有种不对等的交流,一般中国学者熟知西方文学经典,但西方人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无知。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个中原因有其值得探讨的复杂性。中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给自己和知友们看的一部感伤忆旧录,他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承认自己是作家,无意将其发表,更不愿意用它牟利或谋生。这与同时期的欧洲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很自觉、自知的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考量。我们将曹雪芹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就凸显出曹雪芹在当时世界作家中的独特地位及创作意义。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曹松若干事迹补正

晚唐后期诗人曹松南游广州和归隐洪州西山的时间,其是否曾游湖南及蜀中等问题,史家尚存争论,《唐才子传校笺》在论述曹松中也有一些缺失。对曹松的行迹做细密的爬梳,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认他乡是故乡——论曹雪芹的文化反思与终极关怀

从生命本体论、生命认识论和生命价值论三个层次破读《红楼梦》"好了歌"及"解",分析曹雪芹文化反思意识生成的原因,检讨《红楼梦》语境中"他乡"、"故乡"概念的意义隐含,推究出曹雪芹诗性加神性的人生理想及对"人"的终极生命关怀。     

曹谨论

曹谨,清朝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市）人.宦历南北三十余年,所至之处,赈饥济贫,除暴安良,兴利除弊.但其最辉煌的阶段即为在台湾的八年：修筑渠圳治本富民;强兵固防抵御外侮;筹议治军见解独到;治民以宽敦化教施.现阶段,曹谨已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凝聚两岸民心的纽带.     

《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图与《红楼梦》之关系探微

学术界对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真伪莫衷一是,认其为真或倾向为真的学者大多从拍卖记录、书画鉴定、曹雪芹的交游者等角度来考察,从画作本身来分析者较少,且多针对单幅画或者某一首题诗进行分析。目前,学界尚未有对八幅画作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更缺乏将《种芹人曹霑画册》和他创作的《红楼梦》小说联系分析的论述。笔者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与《红楼梦》有一定的联系,其中隐含了不少《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元素,可与之对看。     

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

曹禺戏剧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 :“魔女”和“天使”。“魔女”形象表现了作者早期追求原始生命力、回归自我、反抗压抑的情欲 ;“天使”形象反映了作者后期回归传统、逃避自我、认同社会规范的心理。两极化女性形象影响了作家的审美情趣和作品的艺术风格 ,从“生命之美”转为“爱情之美” ,从热烈激荡转为平淡深沉。这是西方审美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在作者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