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朱陆“早晚异同”说探讨——以陈建《学蔀通辨》观点评析为例

陈建坚定于朱学立场,逐年编次辨析朱陆早晚异同之法,对历来持朱陆"早异晚同"说从佐证的时间、论证的方法及其特点等方面给予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是明中晚期朱陆(王)学术争辩中的重要一环。     

陈云经济决策思想与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起步

新中国初期,陈云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把握大局,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财经方针和政策,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保障,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由应对战争向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转变。     

陈独秀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为了全面、宏观地评价陈独秀早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了陈独秀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分析认为,陈独秀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主要包括提倡新教育、西学教育和素质教育、国语教育和工人教育、情感教育和道德德育,在北大文科的改革与广东教育改革。分析表明,陈独秀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当前认识教育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大意义。     

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1920—1927)

在1920—1927年间,陈独秀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作出了艰辛的探索。随着其自身世界观的转变及政治斗争实践的发展,陈独秀的社会经济思想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1920年1月至1922年7月,直接提出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来发展经济;1922年8月至1923年2月,初步形成其社会经济思想的架构;1923年5月至1927年7月,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要分两步走      

明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陈铎《滑稽余韵》、《秋碧轩稿》散曲集探析

陈铎是明代中叶散曲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他开拓了明散曲的另一个新视野:关注市井人物及市井风俗。在他的《滑稽余韵》和《秋碧轩稿》两部散曲集中,第一次将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等众多底层人物展现于世人面前,可谓是一幅明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试将其分为行业系列、职业系列和绘世系列分别加以分析阐述。     

论陈云的政策调整思想

政策调整是陈云政策思想的一大特色。陈云认为,政策调整的原因与类型可分为实践发展引起的调整、政策弊端暴露引起的调整、认识水平提高引起的调整三种。政策调整有利于纠正政策的失误和偏差,有利于政策的完善和发展,也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政策调整的步骤和途径有三:一是客观全面地弄清实情,这是政策调整成功的前提条件;二是制定正确的调整方案,这是政策调整成功的决定因素;三是采取合适的方法措施,这是政策调整成功的重要保障。     

曾慥《类说》独存之唐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笔记小说集,以其博约兼资、增知广闻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征引亦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以书中收录的唐人著作为例,发现《秦京杂记》、《两京杂记》、《汉上题襟》等三部笔记小说为《类说》独存,这是《类说》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三部书的条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陈子昂的“兴寄”说再探讨——兼论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健将,其价值与影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依据诗歌发展史、诗学理论衍变及文化背景,简要阐述陈氏所揭橥的"风骨"与"兴寄"的基本理论,守正出新,矫正王志东<略评陈子昂的"兴寄"说>的错误,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并因此提出了学术研究的三个层次的基本理念.     

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

作为创造社第二代新生力量,出版部小伙计们的聚合在早期出版部的筹建与具体营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们的努力为创造社事业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不甘心永做小伙计的他们与广州同人逐渐产生了隔阂与矛盾,与代表广州同人清理出版部的郁达夫矛盾重重,遂逐渐走向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