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辨析

陈光崇先生在《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一文中,对晚唐著名官僚张建章的生平事迹、著述情况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对前人的一些说法亦作了必要的补正。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陈先生的论文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例如:《北梦琐言》的记事与成书时间,《旧唐书》中关于张建与《北梦琐言》中张建章的关系等略有疏失。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张建章墓志所记载的事迹,对其论文中的说法进行辨析,订正了一些讹误。     

《道枢》生命哲学整体性剖析与建构

中国的生命哲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西方生命哲学）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传递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完全可以称之为＂生命道教＂。曾慥在关注生命、兼收并蓄的态度下辑录的养生专辑《道枢》,其生命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生命的整体性认识与对生命智慧的全面性涵盖。《道枢》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超越有完整的理论建设,比较全面地对生命进行解读和实践。《道枢》生命哲学最深层的基础在于其宇宙论,其核心在于天人论,＂法天象地＂贯穿于生命能量和质量提升的整个过程。对脏腑经络理论的认知和把握是《道枢》以提升生命为目的之修炼体系中所不能缺少的生命物质基础理论。而生命超越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脱意识,为生命解脱,尤其是精神解脱,提供了美妙的超越性体验。《道枢》研究的视域、深度有待开拓,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和尚未考实的问题。     

于平易间书幽婉之义--解读陈凯歌新作《和你在一起》

一向以探索片独领风骚的陈凯歌走出象牙塔,在全球化语境中延展自己的电影风格并重新定位。其新作《和你在一起》力求“质而文,直而婉”,于平易淡泊间独书幽婉深远之义,走近广大观众,且又不失艺术品位并立足于创新,说明中国当代电影人和当代电影有着广阔的希望空间。     

陈云对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贡献

构建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举措.陈云曾经为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他提出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读书最好有个小组,要采取与人一起讨论的方法等宝贵思想.     

人格修养与中国画人艺术修养之嬗变 --徐复观对中国绘画之心性学考察之三

徐复观对中国画人艺术修养之嬗变的心性学考察,论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一画"之间的精神升进关系,而这种升进正是画人人格修养工夫之所致.在此基础上,徐复观进一步提出"画的究竟义",由此可以解明艺术在以心性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文学改良刍议>考--关于文学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所迈出的艰辛的第一步,既有其充分的历史必然性,也与许多偶然因素的相叠密切关联.胡适与陈独秀的交往与共识,留美体验与文字论争,文学革命口号的变更与"八事”主张的提出,都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产生和其后文学革命的开端提供了有效的铺垫和动力,而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诞生.     

略论陈寅恪的理性爱国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的爱国之情,主要包括他的“归正首丘”之义,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关注,对民族气节的尊崇,以及忧国优民的忧患意识。陈寅恪的强烈爱国情感的形成,既有他的家庭亲属的影响,又有中国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陈寅恪因其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显赫的官宦家庭出身及丰富的留学经历,使他看问题更具睿智和洞察力,因此他的爱国之情更具理性。陈寅恪没去台湾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对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有较好印象,更有感情,而对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极其反感甚至可以说已经彻底失望,所以他留在了大陆。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又伤利器未逢时——陈季同手稿《学贾吟》读后

《学贾吟》是陈季同的中文诗集,记录了他1896年前往湘黔探矿的前后经过。践约与商业是他此行的直接动因,而强国梦则是他此行的根本原因。但陈季同对现实的估计过于理想,最终,他还是失望而归。一路途中他对回国后的个人遭遇进行了痛苦的回顾,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个性因素。实际上他的悲剧性命运直接系于晚清政局的派系倾轧。他对时局的深层思考促使其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兴办女学、创办维新报纸《求是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向国人介绍西方法律及社会制度等。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陈季同不修细行的才子作风,及两位法国夫人先后离他而去,不幸的婚姻限制了他进一步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