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曹禺与赛珍珠宗教观之探析

从曹禺、赛珍珠所具有的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视角出发,探析他们作品中具有的基督教思想资源。指出,出生和成长都没有离开中国的曹禺,本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早期戏剧创作却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思想资源。     

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

黄初二年，曹植与甄后同罪，灌均所告发曹植之罪，正是有关曹植与甄后关系的弥天大罪。曹植确于延康元年四月去了鄄城，但不是就国，其时的身份仍然是临淄侯，其去鄄城乃是一个任性的行为。从《洛神赋》描写的情况来看，其中不仅有大量明显的甄氏的身影原型，更有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原型体现。曹植所要反复申辩的，是两者之间最后的归结点，乃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试析曹操游仙诗的价值定位

魏晋时期,游仙诗是和山水、咏史、咏怀并列的一种诗歌题材。在曹操的诗作中,游仙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本文拟从内容、风格等几个方面来探析曹操游仙诗的价值定位。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     

略论曹植思想的变迁

曹植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本文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来考察曹植的经历和诗文,从而勾勒出曹植思想的轮廓。本文认为,曹植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儒与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曹植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贯穿其思想的始终。     

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以《蜀中高僧记》为例略探唐宋巴蜀佛教兴盛之因

曹学佺《蜀中高僧记》,可谓蜀川"第一佛传"。考述《蜀中高僧记》中众多僧师的生卒行迹,可略知自晋至明1300年间巴蜀佛教的发展概况。巴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近八百年的安定局面,使得经济相对发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扶持,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唐宋巴蜀佛教的兴盛。     

本寂与曹洞宗的最后形成

在充分论述曹洞宗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良价和本寂禅学思想内涵的比照分析认为,本寂既是良价所主创的曹洞禅学思想构建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又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弘扬和使之进一步完善的续创者.本寂在禅学思想内涵上对乃师有继承、弘扬.亦有发展、超越.经过本寂阐释、发挥、创造、补充等多方面的努力,较之良价时代,曹洞禅学的内容确乎更加丰富,体系确乎更加完整,结构确乎更加精致,表述确乎更加充分.如果说,良价为我们搭起了曹洞宗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曹洞宗的初始形态,那么,到了本寂手上,完整意义上的曹洞宗正式形成.本寂在曹洞宗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为刘备制定了两步走的外交政策,即“联吴抗曹”和“联吴伐魏”,此政策之“得”就是“联吴抗曹”使刘备基本实现了占据荆、益二州,鼎足天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政策之“失”在于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而依然坚持“联吴伐魏”的外交政策,使蜀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雷雨》中周萍形象的美学内涵再探

在《雷雨》这部剧作的研究中,关于人物性格的讨论已是"昨日黄花",少有人提,本文从剧作家的潜意识心理、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性同体"的性格内涵等三个方面重新探析周萍这一人物,试图探讨隐藏在《雷雨》表象之下的剧作家的真正心理暗流,挖掘周萍这一让众人熟视无睹而又无话可说的悲剧人物的真正的美学内涵。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