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蕴

《三国演义》虽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男性小说文本,但也描写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为作者所肯定的良母、贤妻、节妇、烈女,成为小说宣传“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和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的不可或缺的另一人物系列。作者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站在肯定的立场,以钦敬的态度、干净的笔墨来描写女性,从而提高了女性形象的道德品位,使《三国演义》成为历史演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肯定妇女的正面作品。     

也谈《萤窗异草》之成书年代及作者

针对传统观点的局限性 ,综合研究已有资料及成果 ,笔者认为《萤窗异草》始创于乾隆时期 ,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流传与整理过程。其作者不是庆兰 ,也不是申报馆之人 ,而是待考的才士 ;而申报馆则在该书的搜集整理及印行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绝妙好辞《曹娥碑》

曹娥孝女庙被誉为江南第一庙 ,庙内镌有为数众多的楹联和匾额。然而 ,该庙的真正精华是东汉邯郸淳撰文的《曹娥碑》。该文就碑文撰写的缘起、撰写过程及流传等问题 ,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梳理 ,旨在说明碑文的重要价值 ,使这颗中华艺术宝库中的明珠重现光彩。     

试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现代主义

曹禺早期话剧受现代主义影响比较明显。主题方面带有现代西方哲学的色彩 ;表现领域扩展到人的潜意识、非理性层面 ;表现手法多用象征、夸张、变形等手段。对现代主义的吸收使曹禺早期剧作更深刻新颖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对陈书伟上诉案的理性思考——兼与方孔先生商榷

"操"字状一经报道便引起激烈的讨论,而拘留决定的作出更将此事推向了高潮。方孔先生从人的理性和法律的理性出发,指出"操"字状并未侮辱司法工作人员及法律,但其观点过于理想化且未考虑我国国情。"操"字状中折射出的言论自由、社会常理、司法权威等法治问题引人深思,笔者认为言论自由应存在一定的界限,理性的法律应包含社会常理,司法权威应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之,反思该案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不少经验和启示。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论《红楼梦》的重复美

《红楼梦》中重复现象很多,曹雪芹继承前人小说创作中运用重复手法的经验,并加以创新,在《红楼梦》创作中进行有益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

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稳固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形成了极浓的游侠精神气质。在侠文化渐趋衰落的时候,曹植以自己的咏侠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将实存侠变成了精神之侠,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