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第六番“佩笔侍从”考——兼与刘上生“佩笔侍从”说商榷

康熙四十九年秋曹寅有"佩笔六番充侍从"句,体察其意,盖曹寅在侍卫及内务府郎官任时有第一番侍从,在康熙后四次南巡期间分别有第二、三、四、五番侍从,在康熙四十九年春巡游五台山时有第六番侍从。曹寅的前五番侍从,研究者已有论述,对他的第六番侍从,则全无印象或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拟结合《清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对曹寅的第六番侍从作详细的考察,并与刘上生先生的"佩笔侍从"说商榷。     

传奇而现代的故事诱惑与情感震撼——从故事模式看曹禺对剧场性的追求

曹禺创造的戏剧故事是一种既带有传奇色彩又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故事。它以畸形性爱为主导,诱惑受众的审美注意;以逃出监牢为核心,引导受众的审美层层推进;以贫富对立和长幼人生循环为基点,激起受众的怜悯与共鸣;以悖谬性为内在特征,形成复调性艺术效果,这就形成了既简明又丰富,既浅易又富于深味的故事模式,突出了审美接受的层次性,产生切合不同审美主体的可能性,把握了不同受众的情感闸门,广泛地撞击了受众的心灵,形成一种审美内驱力。因为抓住了受众的情绪与心理,牵引着受众的思想,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场势与张力。正是这样,曹禺的戏剧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     

叙事学视野下《野草》的话语模式分析

鲁迅《野草》中包含了三种话语模式,即独白模式、对话模式和自由间接引语模式。这些具有不同表达效果的话语模式的运用,生动地展现了鲁迅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自我灵魂的剖析,表达了他复杂的情感体验和思想矛盾。     

李鼎：《红楼梦》的原始作者

在仔细研读原著的基础上 ,参阅了各家之说后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 ,还是从所谓曹雪芹个人的经历及家事来分析 ;无论是脂砚斋的批语、曹雪芹朋辈之诗文集提供的信息 ,还是从清人有关的记载来考察 ,《红楼梦》都存在着一个原始作者 ,并进一步论证 ,《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李鼎     

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

文章乃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口述其研究《红楼梦》60年的历程、心得和体会,表明所谓红学四大分科的建立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安排,更不是哗众取宠的巧立名目,而是学术研究本质的自然显现,是因势就势、顺理成章的结果。四大分科是彼此紧密相关的,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曹雪芹为何及如何创作《红楼梦》。重要内容包括胡适、顾随等先辈在周氏红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周氏红学研究的轨迹和重要关节点,以及最近刚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曹雪芹新传》的相关情况。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由《日出》、《雪国》中主要人物形象比较——看曹禺与川端康成的悲剧意识

《日出》、《雪国》都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虽然分别出自中日两位大家之手,其结构却都以悲剧而告终。但通过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中蕴藏着丰富的不同内涵。《日出》描绘了曹禺青年时代对所处社会的一腔愤懑,通过道教经典和基督教义为读者展现了一线光明,而《雪国》则描绘了川端康成东方式佛禅虚无的思想,通过虚构的雪国展现了川端式的悲与美的结合。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论"情操"及"情-操"--一种存在论意义的探讨(论纲)

情操作为人超越自身的感情现象,不仅是中西传统文化发生的内核,也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国儒、道二家与西方(主要是德国)代表哲学家种种关于情操的思想特点,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情-操”思想特点,试图说明作为人存在之本源展开方式意义上的“情-操”现象,是如何为各种情操提供可能的。     

曹禺悲剧艺术论

自从曹禺“出山”之后 ,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 ,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 ,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 ,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从悲剧艺术方面来研究曹禺 ,也许更能够切合其创作的实际 ,捕捉其不朽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