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略论三国后期的两淮水利工程

汉末世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为强兵足食而推行屯田措施,从而刺激了曹魏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曹魏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为曹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漕运水利工程的兴修为曹魏、西晋的伐吴提供了保证。曹魏的两淮水利工程对三国后期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曹禺戏剧话语的叙事策略：纵横交错的叙述

曹禺戏剧中有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一方面为剧场演出进行必要的环境交待和角色阐释,另一方面却又以"不可靠的叙述"、"客观描写的主观意向"、"角色介绍的未完成性"等语言策略设置语义迷宫。要穿越这个语义迷宫,不仅需要读者的细致敏锐,还需要借助文本各部分之间,甚至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比参照。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曹雪芹爱梅原因试探

梅花在《红楼梦》中有突出的表现,这说明曹雪芹有爱梅情结,喜爱梅花。他在梅花里不仅寄寓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而且还寄托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还在对梅花的喜爱里饱含了对江南"旧家"生活的留念之意。     

曹寅第六番“佩笔侍从”考——兼与刘上生“佩笔侍从”说商榷

康熙四十九年秋曹寅有"佩笔六番充侍从"句,体察其意,盖曹寅在侍卫及内务府郎官任时有第一番侍从,在康熙后四次南巡期间分别有第二、三、四、五番侍从,在康熙四十九年春巡游五台山时有第六番侍从。曹寅的前五番侍从,研究者已有论述,对他的第六番侍从,则全无印象或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拟结合《清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对曹寅的第六番侍从作详细的考察,并与刘上生先生的"佩笔侍从"说商榷。     

传奇而现代的故事诱惑与情感震撼——从故事模式看曹禺对剧场性的追求

曹禺创造的戏剧故事是一种既带有传奇色彩又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故事。它以畸形性爱为主导,诱惑受众的审美注意;以逃出监牢为核心,引导受众的审美层层推进;以贫富对立和长幼人生循环为基点,激起受众的怜悯与共鸣;以悖谬性为内在特征,形成复调性艺术效果,这就形成了既简明又丰富,既浅易又富于深味的故事模式,突出了审美接受的层次性,产生切合不同审美主体的可能性,把握了不同受众的情感闸门,广泛地撞击了受众的心灵,形成一种审美内驱力。因为抓住了受众的情绪与心理,牵引着受众的思想,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场势与张力。正是这样,曹禺的戏剧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