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宋代方岳寿词的文化意蕴及艺术表现

贺寿之辞自先秦始,至南宋蔚为大观,但多言富贵荣华,情感苍白。南宋词人方岳因为国为民屡遭构陷,仕途坎坷,他将身世之悲、家国之痛融入到类型多样的寿词创作之中。贺长官词展示了他奇特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才能,贺亲友词在真挚祝福中流淌出对现实人生的感悟,那记载生命历程的自寿词背后则是盛年难再、壮志成空的无奈。南山虽好而庙堂难离,种种复杂的情感汇集于他的寿词创作之中,使其作品展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中的依法执政基本途径

依法执政或依法行政,作为执政方式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基本实践环节或途径,在相当范围内反映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实现程度。这取决于《行政许可法》不打折扣地坚决实施,政府的依法执政职能方式从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变;职能范围从“全能”向“有限”回归;职能性质由“专断”走向真正“民主”;职能习惯从主观随意转向严格的法治。     

胡绳论“中间势力”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观点,是其晚年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中间势力的内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动摇分化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客家人在台湾政坛的“副首”角色——兼谈李登辉的族属问题

客家在台湾是人数仅少于闽南人的第二大族群,其政治热情及其表现一直令人瞩目。耐人寻味的是,历史上台湾地区不仅最高领导人无客家人担任,连最具权力或重要机关的最高长官也几乎一直由闽南人和外省人包揽,客家人只担任了其中一些副职。这种现象无论从客家在台湾的人口比例及其政治热情来衡量,还是与中外政坛相关事相相观照,似乎都不可思议,因而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古代雅典男子对妇女两面态度的成因

古代雅典男子对妇女存在着既尊重爱戴又厌恶的两面态度。这种矛盾妇女观的产生与当时的家庭和社会分工、经济原因、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不稳定性以及古代雅典人性观念的不成熟有很大关系。探讨清楚这种矛盾的妇女观对于研究古希腊妇女的地位问题至关重要。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

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对于现代人才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抓好人才教育,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印尼的潜力和挑战

为推动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通过文献阅读法和统计分析法梳理了印尼的投资环境、外来投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 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探索RCEP背景下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面临的潜力和挑战。研究认为,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资面临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是制约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外在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如何处理好外来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关系是印尼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尼要充分利用RCEP签署带来的巨大政策红利,利用好两国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相关产业合作园区,深度参与印尼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能源经济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开发,形成较多互补性和较少竞争性的中印尼经贸关系,实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飞跃发展,外贸与投资领域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