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性引入日 记于记载前力求创造——论郁达夫的日记写作观

郁达夫首倡“日记文学”有三层意义：一是把文学性引入日记、拓宽了日记的文体功能,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审美对象领域,发掘了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二是在写作教育思想方面,他指出了创造生活比记载生活更重要;三是写作训练方面,他肯定了日记以其便利而成为练习写作的重要途径。     

荷花是美人的象征意象——对“圣洁人格”说的回应并续论《荷塘月色》的形式意味

《圣洁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把朱自清的创作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影响,把朱自清丰富复杂的感情简单地等同于朱自清的人格,把另外作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荷塘月色》的意义;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恰恰离开了《荷塘月色》的文本形式。朱自清的荷花意象像女性那样的美丽,表现了荷花意象是美人的原型性象征;《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来源于朱自清潜意识中的“情结”;采莲诗的运用和荷花的描写构成一种对应的结构,是朱自清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荷花意象是美人的象征,而采莲诗则隐喻了对美人的爱欲。     

阁楼上的孤独女人——管窥凯特·肖班的双重写作策略

本文利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分析了凯特·肖班在《觉醒》中的书写策略。与女主人公艾德娜相比,幽居阁楼上的赖思小姐对传统的颠覆更为直接彻底。一方面她是表层文本主入公艾德娜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肖班通过表面上遵循男权社会对女性天使的期待标准,丑化、诋诽赖思小姐,实质上却在深层文本中传达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的信息,从而在父权制的虎视眈眈下,实现与读者的交流,获得了一定的女性话语权。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日常生活叙事与当代上海文学

日常生活叙事在上海现代文学中有其独特性。建国后,上海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聚地,处于被改造的境地,日常生活由此被纳入社会整体目标下,失去了独特性。80年代中后期,上海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在回归中发展,展露出积极向上的生存理念。进入90年代,上海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多种姿态。本文对上海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作一总体的描述,并力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嬗变。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错误分析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写作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运用错误分析理论对学生英语作文中的常见错误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将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大有裨益。     

二语写作中的反馈研究述评

反馈一直被认为是二语写作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鼓励和巩固语言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重要性已得到二语研究者的广泛认同。近20年来,写作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已改变了常规的反馈方法——教师书面反馈,形成了教师书面反馈与同伴反馈、口头讨论的写作会议和计算机反馈共存并用的局面。近期二语写作中关于反馈的研究表明,教师书面反馈、口头反馈、同伴反馈和计算机反馈等在二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另外,未来反馈的研究应更多与语境因素和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结合进行。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