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陈胜里籍与“张楚”国号辨正

本文综述了陈胜里籍的若干说法和“张楚”是否国号问题,提出了作者多年研究的个人看法。     

论陈与义南渡后诗歌的意象营造

善于营造意象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秋"、"暮"两个意象,表达诗人对时局战乱和社会衰败的感伤,另一类主要是"白发"、"拐杖"、"孤鸟",体现了诗人饱经战乱漂泊艰辛后苍老衰败的心态.这些意象总体呈现出一种苍老衰败、冷寂孤独格调,也折射出时代动乱与衰败的影子,使得陈与义南渡诗歌呈现出凄凉苍楚的艺术风貌,体现了诗人在战乱漂泊中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创作取向.     

陈云的农业税思想对我国农村税制重构的启示

取消农业税后,我国的农村税制面临着缺位和管理上的真空,这不利于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而陈云有着丰富的农业税思想,重温他的这一思想,对我国农村税制重构的必要性、指导理念和相关内容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艺风老人日记》中的陈三立资料发微

《艺风老人日记》共出现陈三立的名号221次,记录了日记作者缪荃孙与陈三立从光绪十七年(1891)到民国七年(1918)交游往还的史实,为我们了解、研究陈三立的人事关系、诗作本事、诗钟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台北的焦虑:简媜散文的都市书写

从《胭脂盆地》重在抒情到《好一座浮岛》重在批判,简媜主导性书写方式的更替,正可揭示世纪末台湾社会风气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胭脂盆地》反映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市民阶层形成的一种闲适和焦虑并存的心态《;好一座浮岛》表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体的共同心声和文化实践,表征出世纪之交台湾市民社会的心声和当代台湾市民散文书写方式的内在理路。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关于中国托派的几个问题

托派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对这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名词并不熟悉。对中国托派历史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厘清,有利于我们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全面掌握相关人物和事件,了解历史的原貌。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