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刘勰未到过莒县定林寺

山东莒县虽为刘勰祖籍,但在他数代前先祖就迁往江南。刘勰本人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活动于南朝,死于南京钟山定林寺,从未到过莒县定林寺。     

论当代中国公益慈善观念的冲突与社会共识的达成——以陈光标事件为切入点的分析

文章通过陈光标事件分析了中国慈善公益观念在动机、方式上的冲突,并指出这些强烈的冲突源自传统慈善观念、计划经济时期慈善观念和西方公益慈善观念的冲突。最后,指出应该鼓励更多资金进入公益领域,对通过公益慈善获得合理的社会声望应该加以认可,并进行丰富公益慈善方式的探索。     

为师忧道不忧贫--追念刘乃和先生

刘乃和先生执教五十多年,将毕业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师忧道不忧贫"是她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刘乃和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薄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值得所有"为师"者学习.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常宁话中的“蛮”和“顶”

＂蛮＂和＂顶＂是常宁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程度副词,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两者虽都为程度副词,＂蛮＂的使用频率远高于＂顶＂;＂蛮＂几乎可以与所有形式的词语相结合,而＂顶＂的适用范围则窄多了。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

从陈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背离的考察中,可以引申出以基于矛盾的事实分析为方法,改进儒学研究的意见:基于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需要区分儒学的文本和实际的两种传统,由此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基于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需要注意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由此才能更为有效地解释儒学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正负双重作用;基于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需要阐明儒学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儒学在今天何以具有了正面价值。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