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从义宁州怀远陈姓宗谱祠志看陈宝箴家族史

从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到1994年,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共修七届宗谱和五届祠志。陈宝箴家族起到了突出的核心组织者的作用,并在宗谱上展示了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一部怀远陈姓宗谱,实际上就是以陈宝箴家族和其他几个实力较强的家族为主干而形成的。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     

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与文学世家吴江沈氏的交往 ,对其一生影响甚大。诸沈在政治倾向上多为遁世遗民 ,在文艺修养上多精于词曲音律 ,在为人处世上多敦信尚义。在圣叹生前 ,他们与之切磋交流、相濡以沫 ;在哭庙冤案发生后 ,更有收殓骸骨、收留遗女、收存残书等种种侠行义举。关系至密者 ,或为其弟子 ,或为其姻娅 ,是金氏交游中最为亲近的一支。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成绩最为突出。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4月底,毛泽东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上旬,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参加了中共三大。此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转变。大会选举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考察

陈独秀从崇拜18世纪的法兰西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巴黎和会上西方民主主义的破产,使陈独秀迫切要寻找新的出路;二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使陈独秀等一部分先进分子感到救亡运动不能仅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应该走向直接行动;三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冲破重重障碍传播到了中国,满足了这个社会需要;四是俄共的推动作用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促使陈独秀一步步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     

论陈嘉庚先生的慈善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陈嘉庚先生一生胸怀国家社会福祉,关心公益,同情弱势,倾其所有捐资助学,进行了众多的慈善活动,其慈善精神与传统的慈善思想有一定的区别,体现了近代社会的公益观念,即重教乐捐、重义轻利、重募重理的时代特征。梳理与挖掘陈嘉庚的慈善思想,对于继承与发扬其慈善精神,对于发展当前的慈善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析陈寅恪文化本位论

文化本位论是陈寅恪文化史观的核心,它是否有体系一直是学人争论的问题。通过研究,认为它有“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儒家文化本位论三个层面的含义。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儒家文化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等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方法与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生存之痛——试论陈染小说的生存困境

通过对陈染小说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剖析,揭示了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女性个体的生活影响,反映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困境,以及女性追求自我意识完善的觉醒。     

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台神”探微

“台神”是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入门萨满、正规学习“察玛”的一种萨满仪式。例行仪式的原因在于“因病许愿”、“病愈还愿”;公示正名、神化身份。其萨满仪式过程主有：听神鼓、经迷恫、坐马褥、聆听神谕、择师深入不辍地学习等几个部分。通过此仪式的举行可使人达到心理解脱、凝聚人心、心理警示及终身神前效力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