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舞者的孤独飞翔——陈染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残缺”意识

陈染凭借个体生命的体验,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残缺"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一个个因生命"残缺"而孤独、幽闭、叛逆的女性形象.这种生命"残缺"意识与女性意识、孤独意识紧密相连,她试图通过女性写作实现女性自我的确认,在孤独之中追寻灵魂的完整,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虽然,她的小说因为性别的强调而突出了孤独,丧失了完整的生活空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生命"残缺"的执著抒写,使她实现了对"残缺"的认同与自我的承担,实现了女性灵魂的飞翔.她笔下的"残缺"也因此化作一种苍凉、旷远、永恒的美.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论“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及其在台湾社会政治中的表现

2000年台湾大选后,“渐进式台独”活动日益猖獗,这些活动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祖国的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并归纳了其在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陈毅在外蒙古

陈毅于1915年底至1921年春任职于外蒙古,后期担任外蒙古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在收复唐努乌梁海、促成外蒙古官府呈请取消“自治”等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却兵败地失、铩羽而归。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

陈天华之所以走上蹈海自尽之路 ,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之间举棋不定 ,无所适从以至长期处于焦虑、压抑、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结果 ,具体而言是由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三对两难矛盾所决定的 ,即感情上倾向革命与理智上倾向改良的矛盾 ;革命派身份与改良派思想倾向的矛盾以及寄望于留日学界与失望于留日学界的矛盾等。正是这三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难矛盾 ,使陈天华这真诚的爱国者在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的取舍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信仰绝境 ,最终不得不选择蹈海自尽之路以求解脱。     

陈染小说中的孤独与死亡意识

陈染是20世纪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领军作家,她将个体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以其前所未有的孤寂、凄美、绝望,传达出女性个体所独有的身体、心理体验。她思索着人的孤独,憧憬着死亡的美丽,并将其指向人的生存价值。可以说,孤独和死亡意识是贯穿陈染小说的两条主线,也是其小说所要展现的更为深远的主题。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