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哥们儿”称谓的使用状况与文化内涵

“哥们儿”称呼主要是在城市青少年、中年群体中流行的一种带有时尚性的社交称谓语;它的使用者和称谓对象主要是男性,但也有部分女性用之称呼同性好友或熟识的男性;它并不只是文化素质低的人所用称谓,而是为干部、学生、工人等各职业等集团的人所用。“哥们儿”的运用受语境的制约较大,它通常用于较随便的生活场合,而不用于郑重的公务场合;它呆用于朋友、同事、浅识者、陌生人等各种年龄差距不大的社交对象,但一般不用于亲属关系、上下级关系。它的功能在于营造轻松随便的社交气氛,并联络、亲近交际双方的感情。     

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基础。北宋思想家张载对"孝悌"思想作了重要发展:首先,把天地当作父母,把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当作兄弟和朋友;其次,把孝悌由一种品德提升为一种精神修养。张载对传统孝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从孝悌开始,同时需要具备感恩和移情能力。     

从邹缉的《奉天殿灾疏》看明成祖迁都的是与非

关于明成祖迁都的问题,历史上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成祖与邹缉等人关于迁都的论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理。成祖的迁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也不排除隐含其“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邹缉等的非议,在于指出迁都之举所引发的种种副作用,中心是主张安民,反对扰民。其奏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谏书,也是一篇指斥时弊之作。     

王勃昆弟考略

王勃昆弟个个才华横溢,并以文学显,在初唐文坛上成为美谈.其中王勃多为论者所称赏,但他的兄弟却鲜为人知.梳理王勃兄弟的生平、创作,重现其动人风采,展示其卓越才能,客观地再现王勃生活的家庭环境,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