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20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重,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有600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