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探讨

本文对新世纪、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有效地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了分析和探讨。首先回顾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然后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之处及其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建议。     

小康社会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化

小康社会的政治生态变化,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进行必要的调适.必须优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功能、政治稳定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呈现出跨跃式发展的特征,是公有制多种实现方式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处于从“身份与契约”的运动过程中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法特征:形成以政府、经营者、消费者三大主体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自由演进和政府建构的有机结合;明显地表现出其阶段性、过渡性和中国特色;外来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结合;传承与创新。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和长期探索生态环境建设得出的重要实践结论,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又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人大立法过程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通过收集第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在立法过程各个阶段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探究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大在现实运行中尚未实现其主导功能,具体表现为:"官员"代表和兼职代表比例高、"行政部门化"趋向、程序性手段效用缺失、立法解释权虚置.但是,与此同时实证数据也显示北京市近两届人大正通过调整代表结构、提前介入、强化实质性审议等手段提升立法自主性,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寄往中国的信:《白虎》中庶民的倾诉欲望

以七封寄往中国的虚拟信函作载体,当代印度英语作家阿迪加的布克奖小说《白虎》刻画了一个有着强烈倾诉欲望却又得不到倾听的印度青年形象。从整体上看,倾诉对象的状态影响着主人公巴拉姆的言说表现:倾诉对象的缺失让他欲诉无门;虚假的听者让他的倾诉充满矛盾;虚构的听者则打开了他的心扉。他的经历充分表明,印度庶民并非不能言说,而是无人倾听他们的诉求。从倾诉与倾听角度来看,后殖民文学批评需要更加重视倾听的作用和价值。     

论民生的经济法诉求

民生作为"人民的生计"直观表达,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是法治应有之义。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产生自国家立法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是近代法向现代法演进过程的产物,是法律社会化的表征。经济法作为关怀和保护经济行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种群体、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法律部门,其产生和发展与民生诉求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民生的保障需要经济法理念的发展和经济法制度的支撑,民生对经济法提出诉求指引着经济法部门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被深深地陷入现代性运动之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在反思与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资本主义文明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他认为现代性根源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在现代性生成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阐释。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不是一个狭隘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功能主义批判的制度分析论者,而是一个辩证的批判者。在当前中国全方位的历史、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正确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内在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建构无疑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