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教学知识新突破:教学策略“U-S”双向共创机理

教学策略由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经验、反思、行为习惯等组成,具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特征。其中知识部分属于学科教学知识(PCK)范畴,具有情境性和多种知识融合的特征。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不仅需要相应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还需要情境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问题普遍存在,形成教学策略与教学行为之间双向转化的瓶颈。为此,大学和中小学教师需要以外部利益驱动构建协同共创平台,在相同教学旨趣吸引下组成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形成突破教学策略转化瓶颈的分层赋能与共创机制。“大学―中小学”(“U-S”)协同共创,应注重从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传授到教师教学行为转变、从学习名师经验及其教学策略创新到新教学策略文本形成的转化与共创过程,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将其以陈述性、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形式融入师范生实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学科教学知识的新突破。只有构建“U-S”共同体,协同实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才能赋予教学策略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才能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现状及其优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建设进程较快,当前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长期以来标准规范建设比较缓 慢、推进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制约,当前婴幼儿托育服务在通用基础标准规范方面整体滞后,婴幼儿安全照护和权益保障标准 规范方面仍存短板,监管和人员标准规范方面较弱等问题。根据托育标准规范体系现状,结合托育服务发展需求,当前亟需建立 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加快通用基础标准规范研制,促进服务提供标准规范的健全,补足支持保障标准规 范的短板,进而完善标准规范框架体系,推动各类标准规范的兼容,进而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及经验探析

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也注重干部理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过去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建设,完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不断规范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培养和考核等,使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也形成了诸多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保哨制度研究

保哨制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主要交通线上具有军事保护性质的地方制度。民国时期,因凉山彝区民族关系紧张、交通梗阻,在凉山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于关键险要之处设置哨所,由哨兵保护行旅通过彝区。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凉山地区交通的畅通,但是在后期也给商旅带来经济负担,成为军阀征税的名目和壮大的政治资本,同时也造成当时民族关系进一步紧张。     

乡村振兴背景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通过深入阐述乡村振兴视阈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问题,从强化政策措施落实、提升组织保障水平,加强良繁体系建设、提升良种化发展水平,加强种植结构调整、提升规模化发展水平,强化技术集成创新、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聚焦产业链延伸、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遵循执政能力提升规律的必然选择、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形塑百年大党光辉形象的内在要求。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在样态上突出日常化与规范性、方式上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中彰显适宜度与有序性、效果上具有针对性与可持续等基本特征。党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从把握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内外张力、构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制度体系、保障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监督考核、完善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确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切实提升党政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素养。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州地名源流考

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