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71—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况反思中国文学

针对当前现状,以1971—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四十年来的获奖情况为研究对象,从获奖作家所属的不同的国家分布、作家性别比例及和获奖作品风格与主旨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发展态势,概括和反思目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剖析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原因,由此提出对于中国作家要在诺贝尔文学奖中占有更多席位需要完善方面的建议和看法。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及其当代启示

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天下为公”,追求理想社会的实践活动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的理想社会观念对今人有如下启示：历史告诉我们,理想是我们改造社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纯粹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理想社会应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应该既重视制度的作用,又重视人的作用;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应将为己与为人统一起来。     

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

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不仅在于散文的贡献,而且在于文学批评的开展,他的文学批评具有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即对“人”的关注,并由此理解与持持新潮的出路的作家作品,开拓一些文学样式的新的美学风格,同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又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即以平淡自然为文学批评标准去衡量作家作品,其文学批评的风格也与中国传统的文评风格相似。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中华传统美德的个体性展示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需要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人不断传扬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全方位的美德倡导播撒,是个体展示的最佳环境和前提,同时又是个体展示的机遇。但社会展示只是一个形式和要求,社会展示要通过一个个个体展示落到实处,个体性展示才是具体可视和可操作性的,是社会展示的承载,没有这个承载,社会弘扬与展示只是一个空壳,无根无基。由此,强化个体性展示,对个体性展示提出更高更具体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与践行的根本所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