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真正的艺术作为最精致的文化造物是人的自由自主的本质的最深刻的体现,以及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但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中,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这种异化的艺术集中表现为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从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性的丧失、大众文化的齐一化－个性的虚假、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超越纬度的消解和大众文化的操纵性等方面剖析大众文化对人的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扬弃大众文化的异化,必须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恢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即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     

论学术批评

中国学术现代化,呼唤学术批评的繁荣.创造性学术批评,有赖于健全的学术批评观."学术"是中国传统语词,含哲学、科学意义在内;"批评"是来自日文的外来词.阐明并丰富"学术批评"一词的意义,是本文任务之一.从中西学术历史看,学术批评是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环节.它和学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术批评的进步,集中体现为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而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正是学术发展的标志;学术批评是学者们在真理面前进行的理性对话,批评的结果,学者之间没有输赢,真理才是唯一的胜利者;从实质看,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真正的学术批评,是民主的、科学的批评,是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批评,是责任感和理性、革命性和建设性、独创性和真理性有机结合的批评,是融理论性和实践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是科学批评、历史批评、哲学批评的有机统一体.     

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

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不仅在于散文的贡献,而且在于文学批评的开展,他的文学批评具有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即对“人”的关注,并由此理解与持持新潮的出路的作家作品,开拓一些文学样式的新的美学风格,同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又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即以平淡自然为文学批评标准去衡量作家作品,其文学批评的风格也与中国传统的文评风格相似。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中华传统美德的个体性展示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需要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人不断传扬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全方位的美德倡导播撒,是个体展示的最佳环境和前提,同时又是个体展示的机遇。但社会展示只是一个形式和要求,社会展示要通过一个个个体展示落到实处,个体性展示才是具体可视和可操作性的,是社会展示的承载,没有这个承载,社会弘扬与展示只是一个空壳,无根无基。由此,强化个体性展示,对个体性展示提出更高更具体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与践行的根本所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叶昼《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明代学者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评点的《水浒传》，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李卓吾评本，目前对叶昼的《水浒传》批评思想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就叶昼对《水浒传》的创作思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人物形象及其个性的分析，进行深入而客观的阐释，从批评理论上肯定叶昼对《水浒传》研究的巨大贡献。     

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

中西之间通过接触，能够彼此增进一些文化背景的了解。二者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表达方式中，存在着异中之同。如果不同文化的概念都是不同质的，那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比较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对思想文化的兴衰会起决定作用。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其所涉及的领域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都有某种类似或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