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效能监察体系的构建

中国在进行廉政建设的同时,也在进行政府效能监察工作。效能监察是监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对监察对象存在的不尽职、不正确尽职、影响其他人尽职,乃至玩忽职守渎职失职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由于理论支撑滞后和相对经验不足,至今没有形成公众认可的、在较大范围适用的政府效能监察体系。本文依据调查资料,分析了构建当代政府效能监察体系的实践基础,揭示了政府效能监察体系的内容结构,预测了政府效能监察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效能监察体系的措施。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共生理论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五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与共生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建构必须赋予"共生"的理念,以责任、族际、文化、利益、命运为共生单元的建构逻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归侨群体的“五个认同”研究——以广西侨港镇为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广西侨港镇成立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在侨港镇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同时,当地归侨群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深化提升,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形成并得以巩固铸牢。侨港镇的事实经验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也为其他归侨安置地区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借鉴启发。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

坚定不移地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其推广力度、普及程度和规范水平,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本文由语言的工具和文化功能、经济和社会价值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语言环境所具备的重大意义,分析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现状,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后扶贫攻坚时期应将语言扶贫事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的“精准推普”工作,充分释放推普典型和示范基地的引领力,积极动员各级力量以助力推普攻坚行动,从而实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为研究区域

本文构建四省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和灰色预测模型展现、分析及预测四省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以下简称“UTE”系统）协调关系及演进过程。研究发现2008-2018年该区域UTE系统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上升,内部发展不均衡,差距进一步拉大;新型城镇化领先,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滞后是总体特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是制约和影响耦合度的关键因素;未来协调度稳步提升,但演进速度区域差异明显。基于此提出尊重和保护文化环境为四省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区域发展协调保障机制的建议。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问题,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建构过程。贯穿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族裔少数群体的三重身份问题:差异公民身份是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实基础,公共公民身份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政治逻辑,而文化成员身份则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道德空间。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不仅保护了群体内的个人自由,而且还可以促进群体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具有突破性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危险,它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     

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