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诺桑觉寺》中的基督教道德观

简·奥斯丁是一位公认的“道德教育家”,她在《诺桑觉寺》中一方面用严肃的基督教道德观来衡量忠贞爱情与美满婚姻,另一方面又史无前例地严惩背叛基督教婚姻观的不道德者,从而使《诺桑觉寺》成为一部严肃的道德教科书,并验证了奥斯丁对亚里斯多德美德理论和《新约全书》道德的继承。     

从《无名的裘德》看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人性的压迫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哈代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可以看出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阿尔都塞认为,宗教、教育和家庭等体制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作用无非是“保障生产关系的复制”。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无情抨击的正是基督教会、高等教育和婚姻制度等维系西方社会的主要支柱。在建筑界从业的经历赋予哈代独到的眼光,使他能够从建筑学的角度审视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域。小说中的基督寺大学集教会和高等教育于一身,是裘德一心向往的“光明之城”,结果是那所学府的哥特式建筑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幽暗城堡,将他拒之门外。他和表妹苏·布赖德黑德因同居而违背了西方社会的婚姻制度,被视为“有伤风化”,遭到社会无情的迫害。裘德在黑暗中溘然而逝,哈代的小说创作随之化为绝响,标志着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终弃绝。     

文学语用学: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动向——试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随着语用学的迅速发展，许多重要的语用学理论都被成功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文学语用学。文学语用学是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结合，语用学中众多的理论、方法都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这也使得文学语用学在新的时期，给时下的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活力。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侦探小说大师，她的长篇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早已于多年前搬上了电影屏幕，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旨在给当代文学批评另辟蹊径，指出一条全新的出路。     

论托马斯·哈代的基督精神观

托马斯.哈代在其作品中着力张扬了祛除宗教神秘成份后的基督精神。在他看来,以博爱、宽恕、牺牲、纯洁等价值观念为其内涵的基督精神,是人类社会幸福和谐的根基,是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的保证,是医治宗教和社会痼疾的良方,是通向世界大同的桥梁。     

莎士比亚传奇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具有明显的基督教意识。主要体现为对天命的认可、受难意识的强调．以及宽恕、仁慈、和解等爱的品质的推崇。但莎士比亚绝不是简单地重构基督教圣经，向人们描绘一个神的国度，而只是借用基督教意象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一千零一夜》对安徒生童话的影响

在安徒生童话的结构、叙述方式层面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踪迹。可以说,这部中世纪的阿拉伯故事集持续地对他的人生及其童话书写产生着影响。在个人书写中,对来自他人的影响,不论照单全收还是创造性地利用,安徒生都能够将他者的影响、自我对他者的认知、以及自我的美学理想有机地融会贯通。因而,安徒生童话中虽然处处有着《一千零一夜》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却似乎又同时是作者本人的个性化标签。     

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兴起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 ,基督教通过自然而认识上帝 ,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内心引向外部世界 ,为近代实验科学的产生铺垫了道路 ;第二 ,基督教把哲学引入神学来为其信仰论证及辩护 ,确定了理性的地位 ,有利于哲学家、科学家按照理性探索真理 ,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第三 ,基督教会兴办学校 ,创立修会 ,组织学术著作翻译等 ,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眼中的中国哲学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确立了对中国哲学的肯定和赞扬的格调,他们借中国之镜以照自己,妍其所妍而修其所丑。两相对照当中,也凸显出中国哲学有着黑格尔的思辨模式或者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压抑不住也掩没不了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它也拥有西方由理性主义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所不能替代的优异和卓越。     

基督徒的文化认同与乡土文化变迁的模式 ———从理念与符号的视角来探讨豫西李村基督徒在葬礼上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锋、冲突、融合的过程。以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宏观研究，没有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细化，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从理念与符号的观点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都有各自的理念与符号，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应该得到更深层次的开掘。 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基督教徒不仅借助基督教理念来质疑传统文化，他们往往还用基督教理念来附会来解释一些现象，甚至赋予乡土文化以新的意义。在传统的理念失落之时，假如基督教的这一理念得到更广的传播，入们只知道这一理念，那么乡土文化的内涵也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符号可能还一样，但理念已经被置换了，这是乡土文化变化的规律之一，只是这次用来置换的是基督教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