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视野中的楚美术

楚美术是我国上古时期具有南方文化品格的艺术事象。作为上古时期楚人奇异而丰富的美术创造 ,它以其卓尔不群的创造姿态和原始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世界上古美学的新视界。本文试图将这一重要美术现象放在上古世界文化视野中去观照 ,从本土艺术的南北分流的考察和上古艺术的东西对比研究中 ,发绎其独创一格的创造精神     

成也镜像，败也镜像——评拉康哲学之失

拉康哲学以悲观极端的方式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但他的理论忽视了实践机制对人意识形成的建构作用,没有对他者的来源和本质作出合理解释;由于其理论辩证性的缺失,将意识的建构单向绝对化,导致其理论座架没能走出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构架,并隐含有价值悬设。事实上个体意识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小我”和“大我”在社会历史场域中的实践关系。     

略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的关系

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化。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导致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巴渝文化与楚文化有紧密的渊源关系 ,这主要是由地域的相接 ,族属的渊源 ,文化基底相同及历史上交融互渗这些因素造成     

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针对＂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著,为中国辉煌而久远的科技发展史正名;李约瑟亦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大讨论,并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强有力的支持者,竺可桢有目的地为李约瑟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给予其人力、财力资助。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就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与创立时期的学术争论,竺可桢坚持中国起源说,李约瑟则依违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之间。     

论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

＂西安学＂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学科集群。但中外城市学研究经验及成果表明,城市学主要是一种文学文化学,目标在于构建城市精神镜像。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应以城市的精神体验为主要方式构建城市镜像知识。其方法有直观体验城市和通过文学体验城市两种。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的研究及李欧梵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研究为文学体验提供了范例,西安学应以此为借鉴拓展其研究视界。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战国时期楚"夷陵城"考辨

"夷陵城"建城的历史悠久,始于战国时期,这在大量的文献和史籍中屡有记载.然而,夷陵城究竟在何地?这是由于史籍中记载不清,再是2000多年前夷陵古城又早已被毁于战火之中.故千百年来,探索古夷陵城故址在何处的工作一直是历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历史、考古、地名等学科研究入手,并在综合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夷陵城所在位置进行考证,夷陵城其位置就在西陵峡口处左岸前坪一带.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