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汨罗悼祭类韵文中的楚辞体语气助词“兮”

“兮”是《楚辞》用得最普遍最有规则的虚词。从《楚辞》到当下汨罗的悼祭类韵文,“兮”的句法位置由位于上小句末、下小句末、句中三类演变到只能位于下小句末和句中两类,分布越来越不规则,语法意义越来越单一,正处于不断萎缩乃至消亡状态中。汨罗悼祭类韵文的“兮”是地域传统民俗文化的“镜子”．是珍贵的语言化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金文"楚化"及其书史意义

作为上古楚人的官书,楚金文的出现是楚人以自己地域文化的审美眼光对宗周金文进行“楚化”的结果。金文的“楚化”不仅表现在用笔、结体及构字法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楚人对大篆字体的变形、草化和装饰美化方面。“楚化”使金文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装饰性、抒情性等特点,也强化了书法的书写意趣和笔致韵味,极大地丰富了金文的表现形态和审美趣味,为汉字走上艺术化道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针对＂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著,为中国辉煌而久远的科技发展史正名;李约瑟亦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大讨论,并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强有力的支持者,竺可桢有目的地为李约瑟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给予其人力、财力资助。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就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与创立时期的学术争论,竺可桢坚持中国起源说,李约瑟则依违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之间。     

论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

＂西安学＂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学科集群。但中外城市学研究经验及成果表明,城市学主要是一种文学文化学,目标在于构建城市精神镜像。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应以城市的精神体验为主要方式构建城市镜像知识。其方法有直观体验城市和通过文学体验城市两种。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的研究及李欧梵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研究为文学体验提供了范例,西安学应以此为借鉴拓展其研究视界。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战国时期楚"夷陵城"考辨

"夷陵城"建城的历史悠久,始于战国时期,这在大量的文献和史籍中屡有记载.然而,夷陵城究竟在何地?这是由于史籍中记载不清,再是2000多年前夷陵古城又早已被毁于战火之中.故千百年来,探索古夷陵城故址在何处的工作一直是历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历史、考古、地名等学科研究入手,并在综合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夷陵城所在位置进行考证,夷陵城其位置就在西陵峡口处左岸前坪一带.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