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难题一则——“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试解

《楚辞·天问》,表面看,未解者无多;其实难题还不少,解而不确、论而无证者尤多。“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以问伯鲧沉渊化熊事,可能较大。夏禹变成黄龙由化熊的伯鲧腹中剖裂而出,旋即将“熊体”(鲧尸)“负”出水面,一起回归江海,自由翔游———象征其生命与事业之生生不已。在“宇宙生命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之下,神话思维以为万物皆可随机转化,不但人与兽可以互变,动植之间,鸟兽之间,有生无生之间,也能相互变化。鲧禹都曾化熊、化龙,熊、龙可以混形,龙、鱼也能互渗。红山文化的玉制“熊首蜷龙”或“蚕龙”,即可为证。     

试论楚辞与唐宋词的共同文学特征

楚辞和词是两种特殊诗体。前者产生于战国时期 ,后者兴起于中唐以后 ,并在唐宋时期兴盛繁荣。它们的产生虽相隔千年 ,但两种诗体具有源自民间文学、专意抒情、富于伤感色彩、追求辞采等共同的文学特征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楚骚与哀吊类韵文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们均以亡者为悼念对象,都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感。《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对上述哀祭类韵文的兴盛影响极大,而贾谊《吊屈原赋》这篇楚骚体赋作,更被视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时,楚骚体的“兮”字句,是哀祭类韵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与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变化、加强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结构上的作用。     

上博《性情论》小笺

上博《性情论》与郭店《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先秦儒家心性论的内涵与发展。但其中有若干疑难字句 ,尚需进一步探讨考释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