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之"富贵"

"富贵"这一批评范畴在词学中被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诗文批评,这和"富贵"范畴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本身的内涵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关词的起源(民间、燕乐、秦楼楚馆)决定了词"绮艳"的本色,其繁盛时(宋)的社会风潮、文人时尚又决定了词继续流连与"温柔富贵乡"中.因此"富贵"这一范畴在词学批评中的具体涵义就在于奠基于词人深厚的学养和博富的才情基础,词创作要既脱却穷酸寒俭之俗态,又不仅仅以镂金饰玉的财富的铺陈刻画为能事,而是超越刻意的"富"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追求天然的 "贵"的内在气象和神韵,营造出一种雍容典雅、风流闲淡、含蓄蕴藉、旖旎优美的气韵,如此"格高气逸,韵远思深",方为真知"富贵"之上乘之作.     

《诗经·国风》中情礼冲突之再评价

“礼”历来被认为是压抑和禁锢个性的工具 ,遭到猛烈抨击 ,而对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礼”的形成和存在 ,实际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关照 ,情礼冲突的实质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的矛盾 ,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体利益必要舍弃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这一角度说 ,“礼”的价值值得再思考 ,情礼冲突的实质可以再评价。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论述了来前和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不必一笔抹杀.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姚椿雅正诗心论

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姚椿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切入,通过与寒士诗人郭、彭兆荪的比较,论列姚椿的诗歌理论并作品形态.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对于悲剧的理解,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颓废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悲剧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悲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学思想的极好体现.     

无锡秦氏家族与碧山吟社活动探论

碧山吟社是无锡著名的文人结社之一,最初由秦旭等十位老人在明成化年间创立.秦旭之后,直至清乾隆年间,历经明清两代近三百年,无锡士人又多次续结碧山吟社,形成一种"碧山吟社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得以生成,无锡秦氏家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氏家族与碧山吟社的关系,是江南文化家族活动的缩影,既体现了江南文化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表明了江南文化家族在当地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以及对江南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无论是对于我们认识江南的文化家族还是社团的活动、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韩国古典诗话看儒家诗教之印迹

韩国古典诗话秉承儒家诗教,认为诗歌有很强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歌要为社会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准则.     

叶嘉莹词学理论新框架初探

西方文学理论的特点在于研究的系统性与解剖的深入性，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点则在于对整体生命的把握。二者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叶嘉莹教授把这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在词学研究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使许多有争论的问题迎刃而解。文章对叶嘉莹的词学理论新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指出其最大特点是把古代与当代沟通起来，使古典作品在现代人心灵中得到生命的延续。这正是叶嘉莹词学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