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理论上属于广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但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具有特殊性.从规范模式看,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在我国经历了由司法解释到民事立法的演变过程,但现行立法规定仍有完善必要.教唆人与帮助人在侵权行为中的主观恶性及其对后果的影响等方面明显不同,因而在民事责任承担上应有所区别.教唆、帮助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根据被教唆、帮助的对象不同确立相应的民事责任承担规则.即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全部责任;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主要责任.     

2011—2013年某省医患纠纷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的:了解医患纠纷基本情况,分析其成因与影响,探讨化解医患纠纷的对策,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收集2011—2013年某省三级医院及部分县级综合医院医患纠纷相关信息并统计分析?结果:医患纠纷数量与赔偿金额逐年攀升,纠纷发生率逐年下降;政府卫生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非医疗技术过失成为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医闹频发,伤医?伤财情况不容小觑;以医患双方协商处理为主,外界干扰因素加大公正处理的难度?结论:加快探索分级医疗体系;坚持患者需求至上;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出台专业法规防范恶性医闹事件?     

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玩忽职守犯罪在职务性犯罪中呈现出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与其归责在国内外刑法学界至今争论不已,本文以案例作为出发点,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基础上提出客观归责理论并予以论证,同时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产品责任法中的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

强制性标准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须遵循的标准.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是指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导致伤害时,生产者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诉讼标准各有千秋,而中国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盲目崇拜,使其赋予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较高的证据效力.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尊重实质上是对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尊重,但这会导致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又致害时,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中国法院应适当降低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的地位,使其既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又能鼓励生产者研发新产品.     

克隆银行卡案件中的民事责任研究

克隆卡纠纷所涉主体较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尤其是民事责任分担问题,更是争议较多,其中焦点问题是被盗款项的权属问题和责任的具体分担。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由于存款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存款由银行取得所有权,并负有对持卡人给付财产的义务。冒领人以克隆卡之信息骗取银行之给付,并不影响持卡人之债权请求,故而银行应对该给付负有责任。当然,如果其能举证持卡人之过错而致银行卡信息泄露,则持卡人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及其反思

新加坡自1965年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起,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全面引入了发展主义的国家建设思想,公民道德成为培养高素质国民的重要手段而得到肯定。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经历了从公德到社会道德、共识道德的不同发展阶段,核心内容是养成"新加坡人意识",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公民参与不足。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在于:要经过充分的社会建设,才能过渡到现代政治改革;积极扶持社会组织才能保证公民道德的持续发展。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边界跨越策略研究

外来者劣势是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显著劣势,现有理论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研究方面存在缺口。选取4家中国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三阶段编码程序对案例进行剖析,探索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克服外来者劣势的具体策略,构建以边界跨越为核心范畴的外来者劣势克服策略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主要来源于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边界跨越是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有效策略,其中信息内化通过设置边界跨越角色、聘请外部顾问、环境扫描、产品策略和信息内部整合等活动将外部环境信息传递到企业内部,提高企业获取异国环境信息的能力,降低不熟悉危害;有利的外部显示通过品牌营销、企业社会责任、名人效应和获取第三方认证等活动向环境释放积极的信息,提高企业的规范和认知合法性,降低歧视危害和关系危害。针对研究结论,从构建环境扫描系统和外部显示机制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边界跨越、降低外来者劣势提出具体的管理启示。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