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透析“90后”的现代健康观念

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加剧。生物界自然平衡状态的打破导致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共卫生危机频发，处于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期，“90后”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少年群体，由于其身心机能发育尚未成熟，不但是此类事件中最主要的易感人群，更容易产生各类心理障碍与行为问题。现代健康观念的树立和综合健康素养的提升在这一阶段尤为关键。研究发现，“90后”青少年的健康观念趋于科学理性，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和习惯养成有待提升：对健康危机的忧患意识较强，危机状态下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具备一定的公民责任意识和行为自律意识，但面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现代法制观念和人文关怀意识仍有所欠缺     

《诗经》中“水”的历史穿透与现代回响

作为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性工程，《诗经》有着多方面影响中国文学艺术走向的开拓性贡献。本文以《诗经》中的“水”考察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学呈现以及由此积淀的艺术经验对后世直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

《易经》是哲学,是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易经》乃生变中和之道,《易经》乃顺逆进退、利弊得失、存亡生死之术,真正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首唯《易经》。对《易经》,我们应破除＂五个误区＂,树立＂五个新理念＂,即＂五正＂：正名、正位、正源、正本、正意。对易文化,我们应继承、创新、丰富、发展,实现《易经》＂四化＂：时代化、科学化、通俗化、世界化。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

以项羽、刘邦这对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男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并考察了司马迁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叙事过程中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当中的种种不足，进而分析出司马迁对这种困境或困惑的处理方式：“一手两笔”，体现出其塑造人物手法的高超。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到宋代形成学术讨论的焦点。结合司马迁提出这个问题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其观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在他父亲说法基础上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他父亲观点的发展,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述六经是承传先王道统,是为后代立法的盛举,自己的修撰史书也是同类性质的行为。他提出这一观点,目的是为修撰《史记》寻找理论依据。     

据《说文》谐声、《诗经》押韵及少数民族诗歌格律再论古韵押韵原则

新派古音学者普遍认为,一个韵部中往往包含有多个不同主要元音的对立,而且元音还有长短的对立。但是,汉藏语系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都没有长短元音押韵的事例,只会偶见不同元音的韵母押韵。即便在有长短元音对立的语言里,新派古音学者所说的这些对立也不能鲜明地区分开来。《说文》的谐声系统、《诗经》的押韵系统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系统均表现出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     

《诗经》与咏物诗起源探析

咏物诗是我国占代浩大的诗歌王同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咏物诗佳作。尽管咏物诗名称出现于唐代以后，但作为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咏物诗则萌芽于先秦时期。《诗经》中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咏物诗，但它在描摹物态、借物喻人、托物起兴等方面对后世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诗经》在咏物诗的流变发展过程中的导源作用不可忽视，它开启了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的序幕。     

《诗经》的韵式与偶句韵成因探索

诗歌的节律特点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特点，更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范式。元音是最容易切分出来的乐音。因而古人选择押韵作汉语诗歌最早形式。先秦时汉语声词尚未定型，决定了《诗歌》韵式繁复的特点。《诗经》创作、整理主体瞽矇是职业巫师，擅长于巫术歌舞表演及审音。他们选择偶句韵为主的原因是：它能体现以和为美，错综为美的审美范式和原始音乐突出节奏的特点，适应巫术表演和瞽矇工作的需要。     

《易经》中的变通与变革观——《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讨论之四

<易经>中的变通观念有深刻的发展变化思想,而变革现又存有明显的变革天命的观念,变通的根基是自强,变革的核心是合民意,变通观、变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