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王朝。同时进入中原的还有契丹、回鹘、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少数民族便融入到汉族中。     

传统沉疴下的海峡两岸女性创作比较

海峡两岸女作家被同一条中华文化的纽带所连接,这使她们的创作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儒家文化在两性关系上不平等的伦理秩序使得两岸女作家的笔下始终回响着不屈的抗争之声,但是,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她们的创作又具有某些内在差异性.因此,需要通过对其中差异性的阐释,寻找一条通向两性和谐的途径.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儒家诚信的内容及其改造

儒家把诚信看作人生之本,甚至立国治国之本。虽无这方面的专著,但几千年传承中,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论述真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智慧,对今天克服欺诈之类的恶信,重塑诚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诚信其中固然有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改造,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心理思想初探

先秦儒家学派主张学生道德品质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他们对此虽未作系统论述,但依据其主要言论及其知行观,可以看出他们将道德教育心理过程大致划分为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四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基本要素或环节。先秦儒家学派道德教育心理过程思想,即便在现代社会仍给予人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教师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师的称谓和地位各不相同,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迥然相异,但他们都是古代圣贤文化的代表。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偏重于成就道德而不重视成就知识,重视对“道统”的建设和阐发。但是,由于古代教师大多是统治集团内的官员,具有政治依附性,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在“道”与“王”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一种生存样态。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