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an Orthodox empire: Archpriest Ioann Vostorgov and Russian missionary aspirations in Asia

Using the example of Archpriest Ioann Vostorgov,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during the final decade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olonization of Siberia,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s well as the state’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Orthodox clergymen to participate in Russian imperial aspirations in the region. Asia had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Vostorgov, providing him with a backdrop for articulating the pivotal role that the Orthodox Church would perform in forging the future empire and a new world order. Facing an environment of porous borders, hostile neighbours, along with dizzying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Vostorgov supported the resettlement of Orthodox peasant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issionary wor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Russia’s borders, which he believed would secure the future of the empire.     

论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协调与冲突

研究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考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法律能够更加深刻体会法律的地位和特征.在传统中国,法律为儒家意识形态所支配.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关系既有协调和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和离散的一面.理解这些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推动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论王充的儒生观

王充视著书立说之鸿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肯定其文化创造力,空前突出鸿儒与“立言”的价值,其儒生观对于儒生的自我定位、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

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荀子“分”思想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推拓——兼论荀子“分”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范畴,是其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在先秦时期,荀子第一个把"分"发展成型构思想体系的基石性概念,"分"也体现了荀子有异于孔孟儒家的独特致思取向。荀子的"分"思想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推拓,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