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特点是以群体利益为本位,强调克己奉公;以仁爱厚德为核心,注重人际和谐;以精神境界为灵魂,追求理想人格;以知行合一为宗旨,重视内省与外推.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益借鉴,有助于缓和现代社会重"物"轻"人"的弊病.历史启示,儒家伦理的时代价值在于继承与创新.     

儒家文化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旅游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旅游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儒家文化的传播又进一步带动了旅游的发展。     

论三十年代论语派小品文的文化理念

３０年代论语派作家的小品文创作表现出现代性的文化理念：一，以个人的言志对抗集团的载道，赋予小品文消解中心话语的现代内涵；二，小品文主体意识从英雄和布道者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人生和人情物理；三，以“谈话风”文体体现对某种话语霸权的疏离与反拔。论语派小品又创作的文化理念涵容了现代自由主义者深刻的文化隐喻。     

论孔子对异端思想的态度——兼与李泽厚先生商榷

春秋后期异于孔子的思想已经存在，孔子对异端，无论是在政治上、文艺上，还是在学术上、技艺上，都是坚决反对的。孔子的弟子、传人对异端思想更是力加排诋、甚于孔子的。荀传韩（非）李（斯），其对异端思想学说的攻击，直接导致两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由儒转化的程朱理学攻击佛学，也是不遗余力。因而，无论是孔子，还是其儒家学派，对异端思想都是不宽容的。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孔子天命观与儒士的个体解脱之道

孔子几乎继承了殷周时期对“天”理解的全部意义,但他对于天的理解并非含混或者矛盾的。孔子生活于上层贵族无力维护礼乐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卿大夫势力集团的衰退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同步展开。孔子对天命的改造不是就“天”和“命”的内容展开,而是就其对儒士阶层体仁实践相关联的意义而进行。孔子对天命观的改造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将天命进一步下落,落实到个体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本身对天命的自觉体认和担当。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天命观赋予他们以自我觉醒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神圣意味,同时认识自我完成的有待性,从而在世事困窘中获得超脱的生命态度。这两点成为后来儒士个体自觉与个体解脱的基本依托。     

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

诗赋取士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选士制度。本文分析了唐代形成诗赋取士的多个原因, 包括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特性、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的政治集团利益和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in Hong Kong Chinese

A public sample of Hong Kong Chinese (N = 167) rated the levels of threat of 25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gave quantitative judgments to six risk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hazard. It was found that women, older participants, and less educated individuals found the hazards to be more threatening to the environment than did men, younger participants, and more educated individuals, respectively. A new spatial model emerged from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arried out on responses to six risk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replicating the well-documented factors of unknown risk versus dread risk, we found a structure defined by a known and dread risk factor and a controllable risk factor.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in light of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he Confucian heritage on the perception of risks among Hong Kong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