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儒家人文主义的现代开展——唐君毅人文思想疏论

流自生命的人文精神是唐君毅哲学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中西文化冲突、古今价值错乱的时代镜像是其人文思想感发的外缘,个体生命的原始性情和生命律动中的仁心本性是其人文思想发生的内因。通过从儒家立场对人文精神的多维阐发,唐君毅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开放性、涵容性、有机性、精神性和超越性;而以"平视的眼光"对中西人文精神和文化活动的多向比照,使他从人类整体人文观出发,勾绘了一幅关于未来理想人文世界的蓝图。     

“道费而隐”与儒家诗性话语的隐性生成

儒家将天道宇宙领悟为一个流转变易的过程,非常看重如何以秉之于天的道德能力去回应变幻莫测的天命,以＂居易俟命＂的强烈入世精神对天道加以领悟。儒家表面上强调对于天的效仿和对应,实际上并不准备对天道的形体和质量讲究个究竟,只是把其作为了一种价值的最高本原以及圣人模仿承受的对象给予其比较模糊的表述。这实际上形成了儒家对价值本体追问的悬置,引发出了中国诗学中一个有关世界本质的超越性和语言传达的可能限度问题,并对中国诗学＂无言＂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而不同”的中华体育精神

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阐述了中国各阶段体育的大致情况和当时的体育精神理念,对中西方体育精神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当代中华体育精神的方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结合中华传统特色,引导体育走向积极健康的发展方向。     

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     

生命伦理原则主义的中国式困境、成因及出路

在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原则主义的决策框架遭遇实践困境,权利话语的“先天不足”,自主原则的分离以及忽略了人们实际条件的能力模型是其困境之源。西方将尊重自主作为解决困境的出路,但这种模型将自主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遮蔽了个体与社会的真实关系;由于中国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以及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原则主义之西方解决路径在中国不具有适切性。在中国语境下,儒家伦理能为消解原则主义困境提供本土化的道德资源,包括“仁爱”的道德基础、“经权”的方法论、情理结合的理性条件以及家庭的介入。     

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思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自近代,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但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又重新复苏,不仅回到学术界、理论界,而且吸引着众多国家的学者和社会人士的目光.由此,儒学在当代中国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诚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实践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学者,从理性的角度回顾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地位的变迁,参照东亚模式各国社会转型与儒学转型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增强自觉的文化意识大有益处.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