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式的民主主义

有关“儒家民主”讨论不是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发挥。通过借助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眼光及其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逝者和民主”考察,可发现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在未来东西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影响使得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益发接近杜威的民主观。我们希望来自将来对话的中西价值和信仰的结合将成为中国的儒学及西方的实用主义这两者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1978年以来的30年是中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30年。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大环境,而且还直接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界的学术小环境,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界内部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和百家争鸣的态势。近30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的论争虽然比较频繁,但对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则主要是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以及“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我们应在对这三次宗教哲学之争作出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对其在中国当代宗教哲学发展史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作比较深入的分析。     

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探析

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用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直接探讨替代儒教问题的替换模式;弃用儒教说法,专注中国人的信仰和传统的终结模式;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资源来重新塑造儒教观念的重塑模式。尽管这些思路各有优势和局限,但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对于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现实发展及其出路的关怀。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3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基于儒家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研究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经验,已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系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将儒家智慧中以人为本,以德治为基石,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作现代诠释,可针对现代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构建基于儒家思想视域的现代管理模式及其实施对策。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及其当代意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而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墨家等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中。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