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

从陈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背离的考察中,可以引申出以基于矛盾的事实分析为方法,改进儒学研究的意见:基于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需要区分儒学的文本和实际的两种传统,由此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基于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需要注意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由此才能更为有效地解释儒学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正负双重作用;基于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需要阐明儒学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儒学在今天何以具有了正面价值。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论沈约的史学思想

沈约以发展变易思想审视历史，把历史看成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看到后代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认识到历史上许多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又以天人感应思想思考历史，将君主受命视为天意，以阴阳灾异解释历史现象。沈约还以民本思想为依据考察历史演变，看到了民心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主张治理天下要行善政，肯定那些因民、顺民官吏的业绩。他对人物的评价受到玄学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据。     

论中国儒家思想的仁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学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哲学。他所包含的仁者爱人、忠恕之道、仁民爱物、民贵君轻、天人合一等内容,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论儒家“比德”思想对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

中国园林的发展离不开佛、道、儒三家文化的长足浸润,但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居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并促成了中国园林体系的形成。而儒家的"比德"观,因为直接将园林里的山水、草木、鱼虫等构成要素与人格对应,对于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形成显得尤为重要。"比德"思想还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比德思想的内涵、起源及在传统园林里的表现等角度,探讨"比德"思想与中国园林的紧密关系。     

论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及其文化意蕴

秦汉时期,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景下,二湘的身份被确立为尧女舜妻、儒家圣母;魏晋以后,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二湘,淡化了其圣母的形象,从而使二湘的形象向先秦时代的"哀怨悲伤、柔情万种"复归。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的过程体现了政治、文化对文学形象造成的影响,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统领与地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