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

元初是一个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在北方汉族儒士之中,少数人固守夷夏之辨观念,坚持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态度;多数人则从民族关系变动导致的政治现实出发,对于时势动向有着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能够通权达变,主张用夏变夷,并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大力推行汉法,从而对促进民族融合与推动元朝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儒家“与民同乐”的民生关切

儒家思想虽为古代统治者认可的意识形态,但其思想中又不乏维护人民的生活权益、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要求＂富民＂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与水平的主张,＂与民同乐＂的观点正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原始儒家为什么不论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孟子几乎不提天道。荀子主张远离天道。在原始儒家那里,天的内涵有二,即自然之天和本然之天。前者指苍苍之天空。后者指天生之本性。古人以为天等自然事物有生命。天故有神。遥远的天空因此具有神秘性。“绝地天通”后,儒家接受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以为天人不同、天道不影响人道。远离天道、不迷信天道的最终目的是崇人道、尽人事。勿信天、远天道及重人道才是原始儒家鲜论天道的原因。     

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及特征

和谐是儒家的理想目标之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必须热爱自然,遵从自然界的规律,有节制地开发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爱人",由爱亲人扩展至爱一切同类,要宽厚处世,协和人我,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儒家肯定人的正当欲求,但他又强调物质欲望的追求必须受内心道德情感的节制,才能实现身心的和谐。儒家和谐思想是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前提下,追求多元融合,反对同而不和。     

儒服、儒者与殷商宗教生活考论

根据《墨子.公孟》的记载,公孟子穿着儒服,儒味十足,具有一定的儒家背景,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保守、地道的儒,至少他相信并引用过儒者的名言。《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而孔子则回答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长。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章甫是殷商玄冠之名,属于一种用缁布制作的礼冠。如果儒服即是殷服,那么,儒礼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的宋国贵族,上溯三代,也出过鲁国的武士。故孔子既有殷人的血统,也有周人的血统。周初时期,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开始被称为儒。殷人中的祝、宗、卜、史并未随商的灭亡而消失,现实社会的祖先祭祀、土神信仰与上帝崇拜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礼俗专门职业者,所有的郊祀、祖祀、社祀都必须依靠他们而进行。殷周时代的宗教生活催生出了儒者阶层。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礼记》教育思想研究

从教育立本、教育有方和学习有法三个方面阐释了《礼记》的教育思想。教育立本主要论证了教育的三大意义 ,即教然后知困 ,玉不琢、不成器和教化如同春风化雨 ;教育有方主要论证了教育的两大方法 ,即身教重于言教和因材施教 ;学习有法主要阐述了学习的两大方法 ,即实践出真知和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武夫跋扈与儒士投机分析——五代十国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讨论五代十国武夫和儒士的行为及心理底蕴,旨在为文学思想研究提供背景。这一时代的武夫是跋扈的,而儒士是投机的。通过新旧《五代史》为材料,剖析了后梁皇帝朱温及其他皇帝和国主的跋扈行为与心理底蕴;也以杜荀鹤桑维翰冯道等为例,揭示了儒士的投机行为与心理底蕴。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王朝短命、武夫小视儒士与儒学本身的变化。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为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