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风险转移模式探析

为了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风险转移模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围绕<公约>的条文及其立法背景,从基本概念入手,对三大风险转移模式,即涉及运输的风险转移模式、路货的风险转移模式、不涉及运输货物及目的地交货的风险转移模式的具体适用进行了阐释,对<公约>规定的风险转移时间、转移条件、转移地点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期维护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各方的合法权益.     

武汉会展业的竞争力水平及发展对策分析

加快武汉会展业的发展,把武汉建成为国际性会展中心城市,首先应立足于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现状,借助区位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规划引导,发展多门类、高档次、强辐射的现代会展业,加快国际会展中心城市建设步伐,把武汉市建成永不落幕的会展之都。为此,要科学定位武汉会展业的发展目标;要提升会展业配套设施档次;要提高会展业经济效益;要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会展专业人员;要转变政府建馆、政府办展的模式,从市场效益出发合理规划展馆功能。     

《开普敦公约》对我国民航业经济性影响分析

《开普敦公约》创立了航空器的国际利益，便利航空器的国际交易。以境外融资租赁为航空器主要引进方式的中国民航业，将会由于《开普敦公约》的实施而受益。加入《开普敦公约》将有利于拓展我国航空公司的融资渠道，有效降低飞机融资成本，优化航空公司资本结构。融资成本的降低，进而会由于竞争产生票价降低、服务范围扩大、服务质量提高、航空消费者福利增加，有利于提高我国航空运输业的总体规模和效益水平。     

在线仲裁与《纽约公约》之调和

国际社会基于"技术中立"及"功能等同"原则就在线仲裁对<纽约公约>的扩大释义正逐渐形成统一的国际司法解释,各内国法也必定在博弈后与之相应调和,届时,<纽约公约>界定的诸条件将不会再对在线仲裁的承认与执行构成实质性障碍.这一过程的快慢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各国对仲裁的电子化、国际化需求程度息息相关.在线仲裁有效纳入<纽约公约>的运行体系是其存续、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析

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公约》。它是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其主要特点:规范内容全面;符合各国法制;体现整体思想;反映协商精神。《公约》的基本理念是注重预防。它将有力推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奠定封堵贪官外逃的国际法基础,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制,为我国取得反腐败斗争更大成果提供较好的国际环境。     

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无不具有协商性、妥协性、平衡性品格,立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包括适度妥协在内的政治斗争达致整合性平衡的博弈过程。博弈主体的不同策略选择对立宪事业能否顺利成功影响巨大。如果博弈各方采取不合作策略,选择负和博弈或零和博弈方式,将很难迅速建立起稳固的宪政制度。只有选择合作型正和博弈之路,才有望迅速完成立宪伟业。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是通过正和博弈迅速取得立宪成功的两个典型例证。英美两国的经验证明: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     

论我国公民程序性环境权的完善

公民的程序性环境权——公民在环境事务方面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是实现实体性环境权的最重要途径。《奥胡斯公约》是迄今为止程序性环境权最完善的条约,从比较法的角度,以该公约为蓝本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民程序性环境权的主要不足。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公民的程序性环境权：制定专门的环境信息公开法,或者在《环境保护法》中专章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重点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公民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制度。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研究

《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具备了全球治理的特征,体现了对健康权这一人类基本价值和共同利益的认同;它超越传统主权观,加强对国家内部事务的调整;同时也要求建立国家国际层面上的多部门多层次合作机制。但是《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也深刻地反映了全球治理面临的主权制约因素,因此它充分尊重各成员方主权,采取各种方式来协调控烟与各国主权之间的关系。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刍论

承运人责任问题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规则的核心问题,其中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和归责原则是贯穿该问题的两条主线。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确立了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民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并规定了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了赔偿责任限额,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双梯度责任制度”、建立了限额的定期审查机制,并首次规定了先行付款制度。将两个公约进行研究对比,可以对中国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的完善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