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与《新青年》思想能力的激活

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之际,近代以来逐渐被“博物馆化”的儒教与曾推动儒教“博物馆化”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知识空间中却似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命运逆转。对《新青年》涉及宗教认知、社会进化论等理念的价值重估,与对曾由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主导的新文化“故事”的历史重写,两种互惠的历史动力,促使新文化运动某种程度被反向“博物馆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书写逐渐从“典型的历史”走向“真实的历史”。《新青年》以个体自主为核心价值,绝对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它不仅呼应、承接了儒学近代转型、朝向人性回归的根本命题,也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Yellow or blue ribbons: analysing discourses in conflict in the televized government-student meeting during the Occup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his commentary, the legal discourses in conflict evolving around the 2014 Occupy Movement in Hong Kong are analysed with Lemke’s theorization of textual semantics and Goffman’s participation framework. Specifically, I analyse the thematic patterns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the televized meeting between the HKSA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on 21 October2014. It is revealed that both sides not only construct dramatically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but also show different orientational stances towards Hong Kong and China. I then propose a more plural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nd exploration of the other’s discourse histories as one strategy and the first step to going beyond binarism on the road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上海,因其特殊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1952年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特派薄一波亲来上海坐镇指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前期群众性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战役"行动,将全市16万余工商户,从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方面,灵活运用"面对面"的群众批斗形式和"背靠背"的资本家互助互评与自报公议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上海市大中小工商业者在此运动中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新闻媒体纷纷指责基督教新教士的中国传教活动;针对这种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都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以此论证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打井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皖西北打井运动

文章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皖西北地区的打井运动为中心,呈现了建国初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政治化倾向.通过对打井兴起过程以及打井技术与经济条件制约的分析,揭示了打井走向政治运动化的过程.水井的高报废率虽遭致基层对打井的质疑,但走上政治运动的打井并未在抱怨声中适可而止.在不断政治化的推进中,水井的高报废率也最终消解了这场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原本意义.     

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之省思

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既有研究整体来看仍存不少缺憾之处。研究者亟应在研究内容与方式上加以改进与优化,以便进一步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体而言,即研究重心应向地方分会适当下移,研究中心进行适时调整,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的研究范式调整。     

四川保路运动:巴蜀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

四川保路运动是巴蜀文化性质发生裂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是百年来中华文化由古典时代进入现代化时代的标志。它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化意识的加速与市民意识的转换、巴蜀文化对西方民主意识的吐纳与民族革命精神的突起、巴蜀古史的救国主义新解读与巴蜀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三大方面。它为百年来的民族文化觉醒与复兴开启了大幕,也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将来的去向指示了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