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精神自由的文——从文体特征看五四散文成功的原因

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中,未经更多观念揭示,未经更多倡导试验的五四散文,其成绩却超出了作为文学革命先锋的诗歌以及小说、戏剧。个中原因,历来有多种解释,最普遍的就是散文有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五四散文植根于传统之上,受外国的影响最少。也有一些史著从散文文体特性角度进行阐释,但往往限于篇幅或并非行文重点所在,还不够深入具体。五四散文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散文自由自在的抒写形态、突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表达的直接性、文化本体性等文体特征深深地契合了五四追求自由、个性的时代精神,更加适合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而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相对自由的言论、出版空间则为散文的发展繁盛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性科学研究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推进下,一些激进人士强烈批评了封建的两性伦理观念,提出树立科学的性观念,开展性科学研究,改良社会风气,进行健康的性教育等主张,这既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也对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进步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洋务期间的灾荒与社会法律因素

洋务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端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灾荒最为频繁严重的阶段之一。通过对这个阶段的灾荒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天灾人祸时常互为因果,而且这种天灾人祸同清朝社会法律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清廷设立新式学堂的政策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应对新式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被迫调整教育政策,设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从而迈出了中国传统教育走向近代的第一步。文章拟从政策角度探讨该时期新式学堂的发展状况,包括教习选择、学生招收、学生管理、学生的就业发展等。     

民意机构的缺失——五四时期的国会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最初以学潮的形式出现,继之以工人市商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根源在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但忽略了作为当时名义上共和政体的民意机构——国会的调节功能。作为立法和民意机构的国会的无所作为,正是汹涌的民意通过学潮这种非正常的途径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共运理论视野下的朝鲜主体思想

朝鲜主体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现实而创立的思想理论,是朝鲜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国际共运步入低谷时期和“无中心”时代,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在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国际共运发展道路。本文站在国际共运理论的视野上,对朝鲜主体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提出主体思想是国际共运理论的一个部分、一种探索的观点。     

“五四”及“后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潮的道德透视

"五四"、"文革"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反传统思潮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景观.这三次反传统之间尽管有是非之分以及反传统与反传统主义之区别,但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是一致的.反传统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是沉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历史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在有中国特色的新道德教育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问题,实现对于反传统的真正超越.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大跃进"运动中的技术革命评析

在1958-1960年中国"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概念作出的界定.在实施工业"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以及全国"双革四化"运动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一,技术革命离开必要的投资和技术的培训,片面强调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二,把专家排斥在"群众"之外,造成技术开发主体与技术实践主体之间的矛盾,其三,大跃进中的所谓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无非是设计的简单化、小型化以及工艺的省略,并没有增加多少技术含量.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