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成功审判战争罪犯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又成功审判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构成的战争罪。国际社会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基于规范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尝试性地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成为部分国家对《罗马规约》投反对票的理由之一。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准确界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严格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及规則,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为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不应引发更多的歧异。     

“X二代”犯罪现象与青少年公民教育

一系列"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和"星二代"犯罪案件的频发,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X二代"犯罪暴露了目前对青少年公民教育的缺失。预防青少年犯罪应当从加强公民教育做起,增强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培养基本的法治意识,提升青少年的道德素养,增强青少年的责任意识,提升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公民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靠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推进公民教育,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伪造货币罪之疑难问题新探

由于刑事立法对伪造货币罪是采用简单罪状的表达方式 ,因而刑法理论中对其构成要件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和打击伪造货币犯罪。为了统一定罪标准 ,本文从学理的角度对伪造货币罪的直接客体、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以及伪造并持有、使用货币的定性这四个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作探讨 ,阐述自己浅见 ,以期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认定有所帮助     

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由“董正青案”引发的思考

基于证券犯罪被害人往往得不到有效赔偿的现实,提出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是实现法治正义和效益价值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因而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应采用证券风险保险制度模式,以确立上市公司对证券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义务,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鉴于此制度的公益性、补充性和有限性,对于救助资金的来源、救助程序的设计和救济渠道的畅通,尤其是检察机关在救助程序中的职能定位,提出了基本设想和思考.     

HIDING CRIMES IN CYBERSPACE

Criminals have at their disposal a variety of technologies for hiding communications and evidence stored on computers from law enforcement. These include encryption, passwords, digital compression, steganography, remote storage, and audit disabling. They can also hide crimes through anonymity tools and techniques such as anonymous remailers, anonymous digital cash, looping, cloned cellular phones, and cellular phone cards. This paper discusses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by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and how that use has affected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Options available to law enforcement for dealing with the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encryption, are also discussed. Numerous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for illustration.     

城市适应与流动人口犯罪 ———北京犯罪问题的80 年对比研究

80年前,著名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从社会适应角度对北京市犯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犯罪者在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适应能力而导致犯罪。在8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行,社会流动空前频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文章在最新的流动人口犯罪调查基础上,对比严景耀先生80年前的研究成果,重新认识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社会失范,指出在必经的城市化阵痛中,要更好地引导"不适应的外乡人",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环境的改变。     

试论商业贿赂罪

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无商业贿赂罪名的规定，但是在刑法规定的受贿罪、行贿罪中包括了商业贿赂罪。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受贿罪。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对商业贿赂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应增加能明确区分受贿罪、行贿罪的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商业贿赂罪的立法。     

天津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中犯罪者的特征比较研究

天津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中的犯罪者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差异.犯罪主体的比较表明,外来犯罪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相对较低,犯罪者以青年为主,文化程度不高且多为初次犯罪;在犯罪行为方面,当地居民犯罪的趋财性以及共同和团伙犯罪水平不及外来人口,但作案过程相对"顺利",针对熟人的犯罪比例较高,侵害过程的"随机性"远不及外来人口.     

关于犯罪现场分析的心理学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及高超的反勘查手段,对传统的犯罪现场勘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犯罪现场勘查分析的实践发展趋势来看,科学地认识犯罪现场勘查分析的转变,深入探讨犯罪心理学在犯罪现场分析中的运用,是一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澄清吏治:威慑与预防——以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为例

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形式呈多元化,即以《大明律》为基点,具体内容散见于令、大诰、条例,以及各类监察法规等不同的法律形式之中,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革与调适,这些确曾对澄清明代官僚政治有所贡献。然而,在肯定其制度功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作用的局限性,即与前代诸朝相比,注入了更多的理想化成分,凸显了极为功利性的立法意图。探究历史脉络,应当承认其所遭遇的实践困境,与其法价值的缺失不无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