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致毕沅书札

此信是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内容涉及钱竹初招修鄞邑志事 ,并向时在毕沅幕府的邵晋涵、孙星衍、洪亮吉诸人致意。     

“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兼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正式通过,"关系人"受贿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相比以前的规定,"关系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共犯构成要件的分析,也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便利.结合修正案的规定分析关系人参与受贿的诸多情形,可以看出对"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仍然比较复杂并存在一些争议,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拉什科尔尼科夫的问题心理解读——重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

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处于复杂矛盾和冲突中的＂问题人物＂存在的＂问题心理＂表现在拉什科尔尼科夫身上,突出为两个方面,即,＂惟我意识＂和＂犯罪心理＂。＂惟我意识＂源自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罪与罚》从一开始就一直暗示我们主人公存在着＂杀人抢劫＂的犯罪意识,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性中恶的原始存在的肯定。作者把人心中最深层、最隐秘、最复杂的活动全都揭示出来,使作品及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艺术魅力。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点校本《宋刑统》补正十五则

今存宋《刑统》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文字有衍、脱、误 ,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宋刑统》对律文及疏议进行了补正 ,惜未及附入令、式、格、敕、起请条。本文依据有关文献 ,对其中的十五则十七条予以补正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     

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贯穿了一条主线——程序司法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改变单方、双方结构,建立并完善三方结构方面做出了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诸阶段的司法化要素。但应当看到,当下的程序司法化努力还主要局限在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的实体性裁判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大都仍未纳入司法化的范围。未来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司法实际,坚决而渐进地推进程序的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