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挑战

现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科技决定论者关于技术社会形态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的实质是“趋同论”,是对经济社会形态的否定。我们应在吸收技术社会形态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     

实践、社会关系与革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解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此对费尔巴哈的思想即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廓清了自己的理论平台。实践、社会关系与革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践是社会关系为主线的革命的实践;社会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的社会关系;革命是立足于实践视阈下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或革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一步步告别经验主义而拥有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一个标识性文本。     

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个热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指发生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因素,五四运动是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运动,其本身虽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但因为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联合,所以具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属性.     

从革命到执政：中国共产党建设“三型”政党的比较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从革命向执政的历史转变,党的建设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即＂三型＂政党则构成了党建的主要内容。以时代背景、思维方式、党员群体、建设重点为着力点,对建设＂三型＂政党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和规律。     

宪政与革命--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趋向

湖北咨议局是致力于君主立宪政治的一个省级议会预备机构,然而满清王朝只把立宪作为巩固皇权的手段,不允其影响专制皇权,尚处于传统生活中的民众也不可能构成立宪政治的支持力量,因此湖北咨议局领导的宪政请愿和铁路风潮,既备受清廷压制,又遭受民众冷落,由此被迫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将革命推向高潮.这昭示了立宪政体在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而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固然对于巩固首义成果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在是无奈中的奋争.     

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

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倾向 ,与基础主义具有相反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有 :否定大叙事 ,拒斥形而上学 ,抛弃反映论 ,否认同一性。现代技术革命是复杂性探索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也为反基础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共存于同一社会文化之中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与相互阻抗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但它们既不互为基础又互不相属。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The household inventory as urban ‘theatre’ in late medieval Burgundy

In 1413 at the death of his wife Guillemot, Jean Aubert, a group of witnesses and a clerk of the local mayoralty met to value the possessions of their residence, resulting in an inventory full of notes and values on rooms and their objects. Within the existing historiography of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and its northern European neighbours, inventories and their objects tend to be analys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Burgundian court an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Applying insights from Erving Goffman and Bruno Latour,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third perspective should have priority: the urban ‘theatre’ within which objects were documented and placed. Therefore it sets up an alternate methodology which begins with the inventory to build a picture of the theatre (the urban context and residence), the actors (the Aubert family) and the audience (the witnesses of the inventory) to establish new insights into the operation of Burgundian power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实践:自由之途

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和永恒追求,也是哲学不变的主题。从古希腊至康德以前的传统哲学,由于将自由的实现寄托于对必然的认识,并没有给人类找到实现自由的正确道路。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第一次将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将自由作为最高目的,开启了实现自由的实践之途。但是康德的理性的人和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只能使自由成为彼岸世界的东西。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继承者的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前提,将生产实践作为实现自由的基础,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从而真正完成了由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