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的“独立”活动及其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为实现河南独立做了不懈的努力,如武装暴动,从外省组织军队入豫,争取清吏反正等。但从军队数量、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及后勤保障能力等方面考量,独立力量均处于劣势,袁世凯掌权即是革命成功的简单认识、革命党人自身发展不足、起义诸军的内部矛盾及独特的地形因素,使得河南独立最终未能实现。     

“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描摹上海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主旨,源于1956年作者的后叙述而定论。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大众、作者与意识形态“合谋”之下的“意图谬见”。文本的隐型意义在于中国革命以及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陷于革命、情爱与生存等诸多困境中的“忧郁”情怀。夏衍作为批判者的警醒与冷静,以及身为历史在场者的沧桑与悲悯,逾越了文学史家眼里左翼革命家身份的界限。     

论夏平的彻底历史主义及其对科学革命观的解构

夏平对科学史采取了彻底的历史主义态度,主张将科学视为处于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活动,将科学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在这种方法论视角下,他的《科学革命》一书认为并没有科学革命的本质,对科学革命可以有不同的语言叙事。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态度,使得他把握了科学发展无限可能性及科学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情境的一面,但也使他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遮蔽了科学的理性典范地位。     

新制度主义:一场新的范式革命？——兼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政治学研究业已经历两场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制度的应然研究到实然研究的旧制度主义范式转换和由制度研究向行为研究的行为主义范式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西方政治学者试图进行一场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变革尝试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但由于其兴起时间尚短,能否成为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湘江评论》创刊的文化资源

《湘江评论》是青年毛泽东在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和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报刊论政以及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创办的时事评论周报。在内容上,《湘江评论》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忧国忧民、匡扶时世的理念和传统,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在形式上,《湘江评论》不仅完全采用白话文,而且借鉴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新式编排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哲学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一是自觉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二是客观评估＂人＂的作用;三是高度重视当代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在公有与私有、全球与区域、当代与后代等矛盾之中展开的。它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绿色革命＂。     

认知语言学内部转向——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取得较大发展,其为语言研究提供的新范式打破了以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为主的语言研究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近年来,有些认知语言学家已经不再只满足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而开始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质,由此诞生了社会认知语言学。这种转变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必将再掀热潮,带动认知语言学的内部革命。本文在分析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探讨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动态及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何干之“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贡献

何干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阐释了中国革命分＂两着＂走的思路,并指明了革命的性质、领导者、动力、联合的对象等一系列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开阔了时人的革命视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有益的探索作用。     

19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迄今为止,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1929-1948年、1949-1978年、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受宏观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每一时代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既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局限。未来的研究,要进一步强调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资料的整理、发掘和利用;要排除现实因素的干扰,力避将左翼文学资料当作新的历史条件下某种新的观念的历史材料来使用;要反对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力争重返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现场,在多重的历史联系中把握其历史。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