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革命”到“二为”方向——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

“二为”方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经典表述 ,也是对具有“诗教”“乐教”传统的中国近、现代文论精神的发扬光大 ,更是对 2 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二为”方向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刻的历史理性、科学精神和博大深邃的人文情怀 ,为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文学的血脉与精魂。邓小平文艺理论已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论的宝贵遗产 ,同时也必将成为建设 2 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可宝贵的思想资源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把关于“世界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性地变革为关于“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哲学,形成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变革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跳出现行的学科分类的思考方式,才能深切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马克思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现代科学革命的人文精神

现代科学革命的人文精神,是科学和哲学共同尊崇的精神,认识它对于时下倡导的科学与人文的沟通有着重要意义。科学是追求自由的学问,是人类智慧的自由发明,科学存在的本质在于自由。寻求外在世界的规律,必须进行自由的探索,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探索。科学认识要成为可能,必须具有思辨性的先验预设,科学认识的本质在于思辨。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取得科学成就。     

马克思对东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重新解读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续)

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给查苏里奇的信属第一阶段,《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属第二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跨越说的精华部分,因为第一阶段并未解决如何把这一来自俄国民粹主义的课题改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问题,这是在第二阶段中解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说还留下一个他们没提出来却隐含在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落后国家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由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来解决的,他们的基本方针是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保留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30年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

1978年后,伴随着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北京市居民休闲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来,市民的休闲消费和休闲活动,经历了启动期、爆发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休闲方式变迁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大部分。前者是主要的或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却是不可或缺的。两者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标志,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理论飞跃的重大成果的体现。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发展。     

为"非人"争取"人"的抗争辩--再论阿Q的革命

在“人”的价值被普遍抹煞的社会,以解决自身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阿Q,顽强地表现了“人”的价值。虽然他的革命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但如果用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革命的“含金量”,去否定其革命的价值,这对阿Q及其类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书写形式”革命——横行书写分段新式标点符号革命

从形式上而言,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精确化、科学化。这一方面表现为白话的采用;另一方面,书写形式的变化。这构成了现代文学迥畀于传统文学的一大特征。横行书写的实行,分段与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将汉字从其承担句读功能的重负中解脱了,极大地增强了汉字的表达功能,从而将中国文学从沿袭了几千年的形式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语言本身的通俗化、大众化以外,还必须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变革。     

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

威廉斯因提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而著名。他坚持用历史唯物论来诠释文化的内涵,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反应”,认为这种“反应”包括哲学、艺术等诸多形式,并且将“文化”分为理想的文化、文献的文化和社会的文化三种基本类型,认为文化分析的框架是由文化本身的模式决定的。他的文化分析理论聚焦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文化的最重要功能是整合和协调个人（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在对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文化状况展开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推进文化革命的设想,其目标是以由国家控制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替代僵化、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论能够为当代人类化解正在失去文化的危机提供启示。     

The Interne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Internet has revolutionized our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everyday lives. Many social phenomena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s they were in the pre‐Internet era: they have been “Internetized.” We define the Interne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we investigate it by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migration outcomes all along the migration path, from migration intentions to actual migration. Our analyses leverage a number of sources, both at the micro‐ and the macro‐level, including the Gallup World Poll, the Arab Barometer,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he Italian population register, and unique register data from a migrant reception center in Southern Italy. We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economic migrants—those who leave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with the aim of seeking bette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elsewhere—and political migrants—those who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for political or conflict‐related reasons. Our findings point to a consiste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usion of the Internet, migration intentions, and migration behaviors, supporting the idea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necessarily a driving force of migration per se, but rather an enabling “supportive agent.” These associations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economic migrants, at least for migration intentions. Further analyse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providing a key informational channel which helps to define clearer migration trajec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