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意义转换

从构词上说,道德无疑是汉语词,但因近代西学的引入以及假借日本而获得的新学,道德概念逐渐起了变化。古代中国传统道德的含义主要是伦常名教,与修身养性有关,其功效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所以,道德成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根基,近代中国如何看待道德、如何改造道德的激烈争论也源于此。20世纪初,人们开始采用西方心理学、哲学来解释道德,道德的学理色彩加重,逐渐将它与人格、心理活动、社会风俗等现象联系起来,使道德具有了新内容。民国以后,在国共两党的论战中,道德被全面政治化、社会化了,道德的相对性、工具性也由此被突出,人们在道德上的理性、个性化的思考日渐式微。道德作为学科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探析

“文革”之所以在那个年代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宣传话语的作用不容忽视。剖析“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语篇主题、逻辑结构、词汇及语法特点等）,有助于揭示其话语背后的深层原因,理解“文革”宣传话语是如何麻痹当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理性批判能力,从而提高读者的话语批判能力。     

向未来要空间:论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及实践旨向

人类生产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演进的过程,同时生产力的跃升发展离不开新技术变革的驱动。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它进一步凸显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依靠关键技术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的范畴,新质生产力既实现了对生产力三要素的创新发展,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新经济空间生产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就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说明了生产力与创新的深层关联逻辑,为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澄清了理论前提。就现实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深化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向度,为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要进一步优化科创体制机制,以创新理论和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新经济空间,同时要制定面向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社会主义竞争优势和前瞻规划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开掘新经济空间。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来领导,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中国革命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时才可以建立。共产国际认为蒋、汪叛变促进了中国革命向苏维埃阶段发展,但依然希望国民党左派复兴中国革命而暂缓推行苏维埃运动。在复兴国民党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最终提出在中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中德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戴震与康德是18世纪中后叶中国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面对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权威话语,敢于率直地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分别在宇宙观、认知论和伦理哲学等层面对旧的哲学体系予以了批判和颠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而成为中西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     

论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

通过 2 0年来对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些思路 :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 ,农村改革的经验与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和途径 ,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策略 ,新一次科技革命以及知识—生物经济的农业观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人的重新理解

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理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理解人的逻辑前提上从"抽象的意识"转向"现实的个人"、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从现成论转向生成论、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从直观态度转向实践态度。     

Labour is not a commodity: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is valedictory lecture before the Collège de France, Alain Supiot reviews his work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u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s in addr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his view, the mor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ankruptcy of neoliberalism calls for us to reconsider the legal fiction of labour as a commodity and to re‐establish the truly “humane labour regime” envisaged by the preamble to the ILO Constitution, recognizing both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work. He uses the ca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illustrate his argument.     

简论20世纪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实行了纸币流通制度。在此以前中国即有取消金属货币的主张和理论。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必须对纸币代表什么作出理论上的分析。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至80年代,发生了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讨论。笔者为纸币是否代表黄金讨论的参加者之一。笔者认为,纸币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没有货币商品实体的抽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