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史撷要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从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分期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史进行了考察。哲学的繁荣可以促进科学的繁荣 ,哲学的凋敝也容易压制科学的创新 ;哲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是耦合的 ;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容易导致哲学的畸形发展 ;科学脱离哲学将缺乏指向性和方法论指导     

切入“历史”后的视点——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角度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其叙事上的独特角度密不可分。有鉴于此，结合“新历史小说”出现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其结构特质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与“历史”同步、聚焦变换与情感演绎、民间视野及其视点应用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逻辑线索。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谁开创了贝叶斯学派？——对拉普拉斯1774年一篇文章的回顾

1764年,贝叶斯的遗作《机遇理论中一个问题的解》，是当今统计学界贝叶斯学派的开山之作，然而直到20世纪，贝叶斯的文章却并未对后世贝叶斯学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真正促使贝叶斯的思想在科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人物是大科学家拉普拉斯。1774年，拉普拉斯发表的关于贝叶斯理论的里程碑式的文章，使现代读者充分认识到拉普拉斯对贝叶斯学派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从拉普拉斯的思想中获得了有益的新知。     

民族学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他——中国民族学史散论

本文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国家形态、民族学和中国的现代性、殖民主义和中国民族学等三个论题,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的发展及其性质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反思。其中,对民族学知识中国形态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所作的细致分析,以及对现代性和殖民主义在中国民族学发展上的影响所给予的分析和评价,对理解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     

黑格尔与经典作家论哲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作者认为重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对于推动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作者看来,他们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是逻辑与历史一致,其具体表现是哲学范畴、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文章重点论述了列宁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     

上海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近代历史根基

20世纪90年代，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步入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历程。上海具备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地理优势和现实可能性，但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离不开深厚的历史积淀。文章以1843年上海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有关历史资料为依据，来探究上海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近代历史根基。     

中学历史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已全面展开.在对中学历史教师继续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尚存在观念滞后、学员缺乏学习的动机、师资队伍不适应、经费紧张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更新观念、采取灵活的培训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评估体系、严格管理、增加投入等.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尤其在当代中国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研究中,显示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早,互访交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近年来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两岸口述史刊物与口述史成果的交流也获得长足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述史研究热潮的到来。